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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淮南杂说与孟轲比肩的思想锋芒（第2页）

范仲淹、富弼等人铁了心要走，少来这套。领导再错也没错，让我们当罪羊，以为我们傻逼啊？正好赶上时边塞有奏报，范仲淹逮住机会，固请辞职，不在中央混了，去地方逍遥自在，省得惹那口鸟气。

宋仁宗也不傻，象征性挽留下，既然都想辞职，那走吧！

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宣告破产。

短暂的庆历新政，犹如一剂猛药，却根治不了多年沉疴。革新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被排挤出中央，范仲淹知邓州、杭州、青州，富弼知郓州、青州。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是喊一喊而已，并未落到实处。

庆历新政失败有很多原因，社会体制也好、保守派反扑也罢，根本原因是革新派意志不坚定。包括没长劲儿的宋仁宗，以及迎难而怯的范仲淹等骨干成员。王夫之老先生评价范仲淹“……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②”，说他搞得庆历新政还不如他在西北主持军务干得好，完全否定，评价地非常准确。除了道德文采可称颂外，执政缺乏决心和勇气，至少与韩琦差了一截儿。无安边之策，无定国之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部门主管干得不错，给他个总经理就不会玩了。范仲淹更适合在国子监或州府学里当一名传道授业者。

最有意思的是欧阳修，是他谏官出身，宋代监察主要是谏官和御史，谏官主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正言、补阙、司谏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御史是纠察百官的，主要对象是宰相，很少见他们提出意义的合理化建议，实际上是吃皇粮的骂人机器。

欧阳修此次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

欧阳修心想你可拉倒吧，谏官不好干，净得罪人：“现在在外任职，提意见越职有罪。”

“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宋仁宗一番话说得人心里温暖，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去地方避避风波吧！欧阳修刚热乎起来的心，瞬间冷却。

三巨头中另一位韩琦，也被排挤出中央。庆历新政实行过程中，就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折腾，韩琦坐冷板凳时候较多。要知道此次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其实是以韩琦在庆历三年七月提出的《论备御七事奏③》为蓝本，进行的复制粘贴。九月份，范仲淹提出的意见基本与韩琦的吻合，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韩琦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而罢枢密副使，被贬出朝，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扬州是个好地方，王安石在扬州。

云从龙，风从虎，风云际会开始了！

三、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来到了扬州。

他的到来注定让扬州的达官士人、父老乡亲，着实骚然了一把。朝廷重要的军机大臣不管他因为什么来到扬州，他的身上总是包裹着神秘的光环。

韩琦，字稚圭，河北东路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父亲韩国华真宗朝时知福建路泉州，在当地干了不少实事，政绩斐然。韩国华因病逝世，泉州人民为了纪念他而罢市，小儿子韩琦出生在泉州。韩琦虽是官二代，但不是以父荫入仕，完全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进士科，十九岁的韩琦金榜题名，高中榜眼。据说唱名时候天空出现了五色祥云，如果真有只能说巧合了，仿佛从那一刻开始，韩琦的人生穿上了神圣的内衣。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韩琦的确很传奇。

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绝不是范仲淹说的那句“不为良相则为两医”，这句话作为口号喊一喊还是很有气场的，但事实上它太假了。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没干好宰相下来干医生的，说这话的范仲淹下野后也没拿起药瓶子悬壶济世，照样在地方挣钱买地攒棺材本。口号作用在于提高思想高度，给人以鼓舞和动力，至于谁能去实现，那就跟喊口号的人没多大关系了。

“出将入相”才是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在地方能为祖国看大门，回到中央能够总理国家。韩琦可以，虽然成绩不太理想，至少他做到了。韩琦与范仲淹相比，他多了一份蛮干，少了一份巧劲，缺少范仲淹那种政治口号的宣传手段。

在西北边境同西夏对峙时，韩琦是主战派，他曾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④。”可见他没拿李元昊当回事儿。他主动进攻的思想战略令他取得任福夜袭白豹城的胜利，那时候他很牛，相反范仲淹龟缩防守，建立军事据点，跑马地似的搞占领。在韩琦看来老范搭的窝棚根本拦不住李元昊的骑兵，说别的没用，还得进攻好使。不知什么时候，当地出现了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民谣不管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韩琦知道那是老范写的，他理亏才把韩琦排在前面。若是范仲淹打了胜仗，民谣的顺序绝对一变。

可惜好景不长，宋夏好水川一战，任福全军覆没。韩琦不得不由攻转守，相比之下人家范仲淹比他聪明多了。他在前线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人格完美，形象高大，乃至于犯了大错，朝中也有人保着。范仲淹曾在宋夏交战的关键时刻与李元昊书信往来，原本以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搞定西夏，结果被人家玩儿了。

李元昊一代名将，将计就计稳住范仲淹，从而重创韩琦。那时候李元昊虽然称帝，大宋不承认他，只拿他当臣子看。所以你范仲淹身为前线指挥官有什么理由给反叛的臣子写信？平章事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以“人臣无外交”为由，要求立斩范仲淹。杜衍等人力挺范仲淹，后来吕夷简不知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挺范仲淹，简单处理了一下，不了了之。韩琦一看范仲淹经过舆论包装后，俨然一脸忧国忧民相，竟然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妥了，跟着他混吧！他们在前线的舆论宣传给宋仁宗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两个是帝国的肱骨之臣，具有开创新世界的才能，然而他们的表现令所有人大失所望。

韩琦来到扬州当日，王安石没显得特别激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过是换了个领导而已。韩琦知道王安石，当年差点儿没考中状元。主要因王安石的文章独具特点，文坛上已小有名气。韩琦之所以在知名度上输给范仲淹，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文章水平不过硬，喊不出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大全的口号。

王安石对韩琦是尊敬的，他也希望能从前辈那里学到更多的工作经验，毕竟人家是经历大风大浪的人。知扬州时，韩琦三十八岁，上过战场、搞过改革，又经历过官场的波诡云谲，人到中年的他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安定的重要性。所以在扬州任上，他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王安石渐渐对他失去了最初的惊讶，理性地看透了他。

王安石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每每通宵达旦，这对已在体制内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多余。新科进士上任伊始，反正也没啥实际工作，更多的人往死里放松。何况扬州是个好地方，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繁华之地。火力旺盛的王安石能收摄心神专心苦读，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儿。

一次，王安石读书通宵，实在困倦才眯了一会儿。一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把书一扔急忙往府衙跑，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毕竟是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他那副纵欲过度的样子，就知道昨晚上在哪里眠花宿柳了。

韩琦拿出领导和长辈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⑤。”

王安石默默立在阶下，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他是一个实诚人，特别执拗倔强，他相信事实是事实，无需增添过多虚伪的狡辩。虚伪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场的需要，维护上下级关系的实用手段。对于此，王安石不屑，他更加清楚地看清了长官韩琦不过如此，以貌取人罢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长官连调查都没调查仅仅以自己的经验见王安石邋遢德行，主观臆断他“夜饮放逸”，有点儿欠考虑，让下属情何以堪。

那一年，王安石只有二十五岁。

也许韩琦不知道，王安石已经是当爹的人了，长子王雱一岁多，他哪儿有哪个闲工夫出去夜饮**。

此外，他已是风靡文坛的冉冉新星。王安石完成了一部重量级哲学作品《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这本书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具体什么内容无法得知，已经失传了，只留下“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淮南杂说》阐述了王安石自己的思想主张，竟然与孟子他老人家不相上下，可见其思想水平之高大伟岸。在《淮南杂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劄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借此可证明，在“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淮南杂说》流布于世之后，对于当时的文风，确实是起到了“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⑥。宋代新儒学复兴产生了宋理学，是王安石首倡的性理学说。

被领导批了，王安石与韩琦的关系不温不火，不管长官怎么说，他该看书还通宵达旦，依旧很多时候不洗漱就上班，我行我素，卓尔不群。有个性没什么不好，如果个性过于鲜明，势必引起人际关系稀疏，别人诟病也在情理之中。王安石的犀利、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倔强、执拗的性格弱点早早暴露而出，在他的前半生给他带来了辉煌，却要用后半生的时间悲壮偿还。

王安石于韩琦交集不深，没过多久，他因秩满回到了京城等待述职。

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到了开封汴梁，随着他的到来，京城忽然刮起了一股“王旋风”。

四、《河北民》，就是下基层的原因

庆历六年六月丙寅，中原大旱。

河南地区很特殊，一旦干旱势必引起天下动乱。

朝廷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来缓解今年旱情。大旱起于陕西，最后波及北方、中原等地区，看规模应该是百年一遇，直接经济损失，无法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