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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全面解读（第8页）

明朝初年，有一位踪迹神秘、变幻莫测的神奇之士，叫张三丰。他是辽东懿州（今属辽东）人，名全一，又名君宝，三丰是他的号。因他以不修边幅出名，又号张邋遢，身材高大魁梧，体形如龟，脊背如鹤，耳大眼圆，胡须硬且直，无论什么季节，只有一件僧衣一件蓑衣，吃饭既可整升整斗地一顿吃完，也可几天只吃一顿，有时几个月不吃饭。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善于嬉笑谐虐，旁若无人。朱元璋知道他的声名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派使者四处寻找他，却没有找到。后来，张三丰住在宝鸡（今陕西宝鸡）的金台观，一天，突然说自己要死了，便留下一篇颂赞而去世。人们置办好棺木，将他人殓等着下葬。这时，听到棺材里有声音，打开来看，他又活了。其后到四川游历，又入武当山，走遍襄汉一带，踪迹不定。永乐年间，成祖派给事中胡濴偕同宦官朱祥带诏书香料钱物前往寻访，走遍荒野边疆，历时数年都未能找到。由于张三丰曾经到武当山各处的峰谷游览，告诉别人说：“这座山以后必定大为兴旺。”并和徒弟们砍伐荆棘杂树，清除瓦砾，曾建草房居住于此。因而，成祖便派遣有关官员率三十余万民工匠人，大规模营造武当山道观苑，费财物以百万计算。完工后，赐名为太和太岳山，铸造印信设官镇守，竟然应验了张三丰的话。天顺三年（1459），英宗赐予封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但始终无人知晓他的踪迹。

顾秉谦为什么被写入《阉党传》

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朋党斗争激烈，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集团都依附太监，被称作阉党。他们玩弄权柄，憎恶正义，丑化忠直，滥施刑罚，毒害百姓，最终酿成国破家亡之患。顾秉谦就是一个“阉党”。熹宗天启二年（1622），大宦官魏忠贤掌权，顾秉谦和魏广微领头献媚依附，成为奸邪首领，隐藏在阉人之中。顾秉谦为人平庸低劣，毫无廉耻之心，魏广微更是阴险狡诈，二人一起图谋排挤善良之士，驱逐正直之臣，改定《缙绅便览》一册，把叶向高、何如宠、成基命等一百多人看作奸党，而把黄克继、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多人看成正直之人，并由太监王朝加以引荐，以此作为降官升官的依据。他们像奴仆一样曲意奉承魏忠贤，魏忠贤也因此得到内阁的辅佐而势力大增，气焰更加嚣张，朝内一片浑浊之象。

从天启四年（1624）至六年，凡被排挤陷害的正直忠良之人，全由顾秉谦来拟写圣旨。在拟写《三朝要典》著作时，他把皇帝的序言放在前面，以此钳制天下人之口。朝廷每有一措施，他就猜测皇帝的旨意，把好处归于魏忠贤并大加赞赏。他假称皇帝旨意责罚主考丁乾学，又起草圣旨，杀掉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久，魏忠贤倒台，顾秉谦因结交宦官而获罪，列入叛逆案中，判处劳役三年，又用财物赎为百姓。昆山百姓对他的怨恨很深，聚众烧毁了他的家。顾秉谦、魏广微执政依附于魏忠贤，于国于民毒害深重。因此，被列入《阉党传》，以为后人之戒。

严嵩（1480～1567）尽管被天下人都视为大奸臣，却甚得皇上的宠信和喜欢，因为他很善于讨好奉承。世宗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大侍郎，奉命去湖北安陆（今湖北安陆）祭扫显陵（今湖北钟祥县东十里纯德山阳）。他知道世宗喜好祥瑞，便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典礼结束后，他上奏说：“臣已经恭敬地献上宝玺诏书并安置神床。恭奉祭祀的那天，开始时，天气还是阴雨，到正式叩拜祭奠时，就转为晴朗了。在枣阳（今湖北襄阳）采购碑石时，有一群鹳鸟聚集环绕飞翔；碑石装船启运时，汉江水流及时上涨。请下令让内阁辅佐大臣撰文刻在石上，来记念上天的眷顾保佑。”世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礼部左侍郎，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为吏部尚书。在南京任职五年后，因祝贺万寿节回到北京。世宗准备在明堂（今陕西榆林）祭祀生身父亲，又想把神主牌位摆在天子祖庙里。因为世宗的父亲原本是亲王，按照礼法，不配有这样的待遇，严嵩和群臣商议后打算阻止，世宗不高兴，写了篇《明堂或问》告示朝廷大臣。严嵩看后很惶恐，就改变了先前的主张，并仔细按世宗的心意安排了礼仪。世宗又要用宝玺诏书来给生身父亲追加尊号，严嵩连忙迎合，并说天上有祥云出现，请受群臣朝见和贺拜，还亲自撰写《庆云赋》、《大礼高成颂》献上。世宗更是喜悦，命人将两篇文章送交国史馆，给他加封太子太保衔，跟随皇帝到承天（今属湖北钟祥），赏赐和辅佐大臣一样。此后，严嵩得到皇上的宠信，日益骄纵，大胆妄为，贪污受贿是常事。

严嵩考中进士在内阁首辅夏言之前，但官位没有他高。起初他要依靠夏言时，就对夏言十分恭谨，小心侍奉。有一次，严嵩摆设宴席，亲自到夏言府上邀请，夏言推托不见，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气的样子，回到家中，摆开宴席，展开请帖，跪下恭敬的读了一遍，表示自己的诚意。夏言得知后很是感动，以为严嵩真的敬重自己，就不再对他猜疑。一次，世宗把自己斋醮时戴过的香叶冠仿制了五顶，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几位大臣。夏言认为这不该为大臣所戴，世宗很生气，而严嵩却在上朝时特意戴上，而且外面笼一层轻纱，很讨世宗欢喜。严嵩见时机已到，就在世宗面前诬陷夏言并罢免了他的官。从此，严嵩执笔为世宗写斋醮时所用青词，很合心意，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在文渊阁值勤，仍掌管礼部事务。当时严嵩已六十多岁，却精力充沛，早晚都在西苑板房值班，不曾回家洗浴一次。皇帝认为他很勤奋，就赐予银质印章，写着“忠勤敏达”字样，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师。朝中政事也都归他掌握。过了一段时间，世宗发觉严嵩有贪污专权之嫌，几位大臣又相继去世，就起用夏言。夏言复职后，对严嵩怒气凌辱，而且毫不留情地驱逐他的同党。严嵩很是害怕，直着身子跪在床下流泪请罪，夏言又被迷惑，便放过了他。然而严嵩却一直在窥伺时机，图谋报复。当他得知陆炳和夏言的关系恶化，就勾结陆炳来进行陷害，使夏言在河套事件中被处死示众。从此，严嵩在世宗面前表现得更加伪善、恭敬、谨慎。世宗准备给他加封上柱国衔，而他连忙推辞说：“天下受尊的只应有皇上，‘上’不是人臣所应得的称号。”使世宗更加宠信于他了。

严嵩得到世宗宠信后，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报复所有触犯过他的人。巡按御史叶经因曾弹劾他贪污，被施以梃杖致死；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因曾弹劾他十罪五奸被诬陷处死；总督侍郎王仔的儿子王世贞曾为杨继盛收尸，严嵩便借用其他罪名将他杀害；锦衣卫沈练曾弹劾他置外敌入侵于不顾，“奸恶误国”，便被附入伪造的白莲教案而处以死刑。还有一次，蒙古俺答部直逼京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指使不让诸将出战，后来世宗欲杀丁汝夔，严嵩怕牵连到自己，要求他自顶罪，许诺说：“有我在，你放心。”丁汝夔临死时才知道是中了严嵩的圈套。

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在埋葬了圣章太后之后，就不再理朝政了，大臣很难见到他，只有严嵩一人能够见到或得到他的指令。严嵩窃取大权后，骄纵妄为，在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而一些奸邪的官员也纷纷归附于他。世宗有所察觉，想渐渐分散他的势力，开始转而亲近大学士徐阶。严嵩深知皇帝心思，遇到需要有解救的事情就先顺着皇帝的心意痛骂一番，然后再委婉曲折地说出皇帝对其不忍心处罚之情。凡设法排挤陷害他的人，便先说他的好处，再用微言切中皇帝的不满之处，转变皇帝的喜怒很有技能。然而严嵩的专横独裁，招致很多大臣的不满与愤恨，世宗也因之渐渐疏远他，开始信任徐阶，遇到事情都把严嵩搁在一边。严嵩害怕起来，让一家人围着徐阶下拜，并举酒求情说：“严某早晚要死了，这一家人只有靠您开恩照料了。”

严嵩窃取大权二十年，儿子严世蕃更是邪恶之徒，毒害天下百姓，人们都伸手指他父子二人为大奸臣。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作“神语”，谴责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很迷信谶语，就有罢免严嵩的意思了。徐阶得到这个讯息后，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便以教子无方为名，勒令严嵩退休，并把严世蕃流放到雷州卫（今属广东）。四十三年，在徐阶的策划之下，严世蕃被加上通敌的叛逆罪名而处斩，严嵩被革职为民，并查抄家产。家中竟抄出黄金二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此后，他靠乞讨度日。又过了两年，在荒郊中死去。

温体仁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官僚。

崇祯元年（1628）冬，在推荐内阁大臣人选时，温体仁因声望轻而没有参与，呼声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选名单之外。温体仁猜测崇祯帝心中必有疑虑，于是上疏发难，攻击钱谦益说是在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巧于为奸结党。崇祯帝久已怀疑朝臣结党，看到他的这番言论后很合心意，于是对他大加称赞，由衷赏识。第二年，御史任赞化揭发温体仁娶娼受贿、夺他人产业等不法之事，崇祯帝非常生气，贬职一级。温体仁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讲：“近来因为钱谦益的原因，排挤打击我的人不断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庇护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祯帝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于是反而体谅起温体仁的“孤立”、“无党”，批评各位大臣是不忧虑国事，挟带私情互相攻击。三年六月，任命温体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崇祯十年（1637），他秘密奏报复社结党，并请求惩治大宦官曹化淳。没想到崇祯帝竟然把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与愿违。至此，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他进退不得。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一下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奏章刚呈上去，崇祯帝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做内阁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都没有任何计策。但他善于逢迎，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温体仁做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因而被写入《奸臣传》。

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什么政策

在清军入关之初，清王朝并没有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统一全国的意图。主要原因是清军兵力有限，而满族人口稀少，难以及时补充足够的兵员。另外，在山西以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实力尚存，对清军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南明弘光政权。因此，清王朝最初的意图是与南明弘光政权相勾结，合力剿灭大顺“流寇”，从而实现南北分治。弘光小朝廷也认为“联虏平寇”是皆大欢喜的上上之策，于是频频派出使臣同清王朝谈判。

弘光朝为什么越来越腐败

弘光朝廷建立以后，企图“借虏平寇”，君臣一味享乐，毫无振作之意，朝政荒废，越来越腐败。

朱由崧（1607～1646）酗酒好色，不以国事为念，把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马士英。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索民间绝色闺女。更荒唐的是，他还派宦官四处捕捉蟾蜍，配制**，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大宦官屈尚忠之流乘机四处敲诈勒索，黎民苦不堪言。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中饱私囊。阮大铖就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有一首词《西江月》就写的是当时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职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在风雨如磐之时，弘光君臣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

弘光朝廷的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君臣只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不图恢复，一味苟且偷安。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安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旦清兵南下，弘光朝便立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南渡三案的详情如何

朱由崧取得帝位以后，围绕皇权发生的勾心斗角的事件层出不穷。弘光立国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发生了三件著名的惊天大案，即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和“童妃”案，历史上合称为“南渡三案”。

其二为伪太子案。同样是在弘光元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内衣织有龙纹的少年。该少年自称皇太子，经常招摇于众，人们议论纷纷。经仔细辨认，弘光君臣一致认为北来“太子”纯属假冒。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一片哗然。直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此事方告平息。

其三为“童妃”案。弘光元年初，河南一童姓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日金哥”。朱由崧严厉指斥童氏所言的虚妄，宣布童氏为假冒。从史实与明朝典制来看，童氏确系假冒。史籍记载，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发现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

“童妃”案与大悲、伪太子案之所以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三个案件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却反映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弘光政权是怎样瓦解的

弘光小朝廷成立以后，仅围绕着帝位继承，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弘光小朝廷的稳定，而清朝廷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更使弘光君臣手足无措。为苟且偷安，弘光君臣对“联虏平寇”情有独钟，先后多次派人与清朝通好，但都遭到拒绝。弘光小朝廷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害怕与清军正面作战，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弘光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初，史可法派高洁率军北上，河南总兵许定国秘密与清军勾结，假装设宴为高洁接风，将他灌醉后杀害，率部投降清朝。史可法为了保全实力，退守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军将领左良玉也为避免与清军作战顺长江东下，四月初病死于舟中，部下也叛变了。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南下，不断进攻明军。随后，清军分三路齐头并进，意图一举摧毁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南明军不断有将领不战而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清军占领扬州以后，统帅多铎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进行屠城，居民几乎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消息传到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君臣顿时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五月初十，弘光帝仅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未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开南京城逃亡。当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后，被田雄等人出卖，活捉后献给清军。在不断的党争和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作用下，南明弘光小朝廷最终土崩瓦解了。弘光帝被俘以后，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涝虽就任监国，也是胸无大志，不图恢复，不久便降清了。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朝廷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他与其他的明朝降臣一起处斩。

隆武元年（1645）四月底到五月初，清军先后攻下扬州（今江苏扬州）和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1607～1646）见形势危急，急忙与马士英及少数宦官商议后，于五月初十日凌晨仓皇逃出南京。他们本来想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去避难，但在混乱之中走散了。弘光帝先是由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着投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太平府的官员不明白实际情况，拒绝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内。他们只得转往芜湖（今安徽芜湖），准备投靠靖国公黄得功，而马士英则护卫皇太后前往杭州。

清军统帅多铎听说弘光帝逃跑，急忙命令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下作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勘等领兵向芜湖追赶。黄得功的部下田雄、马得功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下决定投降，而黄得功对此却毫不知情，一怒之下，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亲自率兵出战。田雄的叛军趁黄得功不备，突然发箭射中他的喉部。黄得功身负重伤，拔剑自刎。很快，田雄等人也捉住了弘光帝。田雄背着弘光帝，而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住双脚。弘光帝哀求田雄放了自己，田雄瞪着眼说：“我们两人就想凭这点功劳博得功名，怎么能放掉你，别做梦了!”弘光帝恨得咬牙切齿，趁田雄不备，突然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沾湿了衣服。田雄虽疼痛无比，但还是牢牢地背着不放手，把弘光帝献给了清军。

潞王监国以后为什么降清

弘光二年（1645）五月初，清军攻陷扬州（今江苏扬州），逼近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与马士英等臣子心惊胆战，仓皇逃出南京，在途中被冲散。不久，因田雄等叛变降清，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听说后，感到没有什么指望了，就与在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官员商量推举潞王朱常涝监国（代管国事）。六月初七日，众臣朝见邹太后，奏请潞王监国。开始的时候，朱常涝还坚决拒绝。因为想到一旦答应出任监国，将马上成为清军打击的对象。在邹太后声泪俱下地恳求后，涝才勉强答应。次日，朱常涝尽管就任了监国，可一心想着苟且偷安，并无进取之意，而小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马士英一伙人的手中。所以，在出任监国的第二天，朱常涝就按照马士英等人的授意，派陈洪范前去与清军讲和。

与此同时，清军抓紧向杭州进逼。陈洪范也很快回到杭州，劝潞王投降。朱常涝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决定降清。为表示诚心，在总兵方国安率领明军与清军正浴血奋战时，他竞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更令人痛恨的是他在被挟持到北京（今北京）以后，上疏向清廷所提供的物质待遇表示感激涕零，甚至祝颂清朝皇帝“圣寿无疆”。即使如此，他和其他那些被清军俘获的明朝官宦一样，最终都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朱常涝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

隆武元年（1645）六月初，听到潞王朱常涝决定投降清朝的消息，唐王朱聿键（1602～1646）非常愤慨，而黄道周、郑鸿奎等文武官员提议由朱聿键担任监国。朱聿键在血统关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照礼法规定，轮不到他监国。但是，黄道周、郑鸿奎等大臣还是极力拥立他为监国，其中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当时崇祯帝的叔父、兄弟们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南明的政治中心是在东南，潞王降清以后，为了尽快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只能就近从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藩王中排选了。其次，明朝的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兴起之地，在黄道周等大臣看来，可谓是“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似乎预示着复兴明王朝的前景。第三，唐王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但从小就身经百难，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使他受到了磨练，增加了见识。这对于在危难之际兴复明朝是大有帮助的。

在黄道周等人的再三奏请之后，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等人迎接朱聿键到福州（今福建福州）。第二天，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正式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都城，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起改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小朝廷建立后，颁布诏书到各地，很快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政府的承认。由于隆武帝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从即位起就不得不依赖于拥立他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等，又为笼络人心，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所以，很难有所作为。

鲁王监国是怎么回事

弘光二年（1645）六月，潞王朱常涝降清，不少州县也归顺清朝。在关系明室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强迫剃头为引线，浙东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大批有志之士相继组织义兵，投入抗清复明斗争的行列。这时，明朝原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要取得更大的号召力，就必须尽快迎立一位明朝宗室来担任监国。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今福建福州）即位。而浙江的明朝宗室只有在台州（今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他就成为监国的唯一人选。七月十八日，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今浙江绍兴）就任监国，改次年为监国元年。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等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出任为督师，统率各路军马。

朱以海曾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对清朝廷极为仇恨，所以，即使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抗清复明的旗帜，甚至亲临抗清前线，犒赏军队，鼓舞士气。但是他本身却缺乏经国济世的才能，因此在监国后并没有多大作为，一方面，生活腐化，终日饮酒行乐，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另一方面，大量任用皇亲国戚，一些奸佞小人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如谢三宾，本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就因走通了国舅的门子，竟被委任为内阁大学士。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也没有多大建树，尽管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抗清运动。因为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妥善解决军费开支问题，浙东各地的义兵相继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