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
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
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
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
李应升如何同阉党斗争
李应升(1593~1626)以清正廉洁闻名,很得民心。当时有民谣说:“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指晋江林学曾,以清廉慎重著称)。九江(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间有柯、陈两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倚恃险阻,抗拒官兵。官府商议想要发兵围剿,而李应升请求前往晓谕劝说,结果没费力气,就使他们叩头听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使一方百姓得到安宁。
熹宗天启二年(1622),皇帝正当年幼,昏庸懦弱,朝廷各种政务都松懈废弛,李应升针对这种弊病上疏直言:“现在天下破敝衰败到极点,取决于君臣奋发振兴而竭力图谋,陛下振兴纲纪,则一片纸如同迅雷;大臣捐弃私心,则千里运筹如在手掌中;言官勇于检举弹劾,则百官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现在议论增加官职,为他们营建避护所,纷纷升迁调任,名不副实。”又说:“现在把政事交付各部,十分之八九被搁置起来,应重申国家法律,公开惩处败将的罪行。”主张严明执法,惩处恶弊。不久,又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护下属官员范得志,颠倒公理。王永光吓破了胆,立刻引咎离职。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李应升上疏陈述外藩、内盗、小人三大祸患,把讥讽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熹宗身边的奸人。李应升知道魏忠贤必将是国家的一大祸患,就秘密草拟奏疏,罗列出十六条罪状,正准备呈上时,被他哥哥发现,奏疏被烧毁。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反而遭到皇上的严厉斥责。李应升极其愤怒,就继续上疏弹劾,说:“从来宦官之祸,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忠来取信于君主的,待根基扎牢之后才下毒手。现在陛下明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曲意包庇。当时势缓和之时,他们就采用保全自己的谋计,当事情紧急之时,他们就拿铤而走险的手段,萧墙之内,能无隐患?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宁。”万燝因抨击魏忠贤致死,李应升对此深感不平,就极力进谏,说不可在朝堂上使用梃杖之刑,不可摧折士人的志气,用来斥责魏忠贤。之后,又严辞弹劾崔呈秀等人。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门,长跪哀求,李应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十月初,正逢熹宗祭祀宗庙、颁布日历之时,李应升又直言弹劾魏广微,告诫他要保全家族名声,不要倚靠奸猾的宦官而去为难谏官,以后才有脸与地下的父亲相见。魏广微听到后非常恼怒,便与魏忠贤合谋陷害他,李应升最终因受酷刑折磨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满朝荐(?~1629)有廉洁能干的美誉,他为官正直,严行守令,奋力以死对抗凶顽之敌,即使幽禁囹圄也不改悔。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授予咸宁(今陕西西安)知县。当时,担任税监的宦官梁永放纵部下横行,掠夺他人产物,满朝荐逮捕处罚了他们。因此遭到弹劾,降职一级。恰好巡抚顾其志在这时上疏陈述梁永的贪婪残暴,他才得以恢复官职。没多久,梁永继续胡作非为,满朝荐为了追查恶党,有动武的行为。梁永怕了,就设计让人将诬告信藏在头发中,然后入京控告他劫持上贡物品,杀人无数,抛尸河中。神宗听后大怒,立即派人逮捕他并长期关押。经过朝廷内外人士的极力营救,到四十一年秋才获释放。
光宗即位后,任用满朝荐为南京刑部郎中,后来升迁为尚宝卿。熹宗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地为异族侵占,天下发生多起变故,朝中大臣却各自结党,借议论这些事情而相互攻击。满朝荐很是忧虑,上疏陈述当前的时事形势有可忧的十条、可怪的七条,并指出了是谁造成政令颠倒、危机四伏的原因:“陛下造成的只占十之一二,由掌权大臣造成的占十之八九。”奏疏呈上后,皇上得悉魏忠贤的条条罪状,震怒万分,开始下诏严厉追查他,满朝荐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事过不久,魏忠贤的死党开列黑名单撰成了《东林同志录》,满朝荐就被列入其中。
如何评价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饱览群书,颇有才能,工于写作,口才很好,曾六次上疏陈述边防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很受思宗器重,有相见恨晚之慨。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义军很有声势。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他担任兵部尚书之后,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所谓“四正”是把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作为重点地区,“六隅”则是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处边地,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还要求增兵、增饷,并相应地提出筹措办法,令思宗非常满意。这些军事措施曾使义军受到挫折,但由于明军各部没有期望的那样严密配合,使他提出的原来限定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前取得成功的“四正六隅”的办法,到了三月还没有奏效,只得上奏请罪,并且推荐别人替代自己,思宗不同意,弹劾他的官员反而受到处分。
这时清兵攻入墙子岭(今属河北)、青口山(今属河北),蓟辽总督吴广衡正喝得醉醺醺的,无法率兵作战,最终战败而死。京城危急,思宗对于和与战的态度摇摆不定,杨嗣昌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而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就率领诸将分道出击。然而,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牵制,使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十二年(1639),朝中部分官员弹劾杨嗣昌,可思宗仍然很信任他。十三年,张献忠等重新造反,思宗大为震惊,特命杨嗣昌为大学士督师,并赐予尚方宝剑,赴湖广前线指挥围剿。思宗还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赠诗一首,把他比作周朝的方叔和汉朝的周亚夫,盼望着他马到成功,“一扫寇氛从此清”。杨嗣昌感慨涕零,虽然取得一些战绩:“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崴谷死者无算。”但此时的明朝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大多不服从命令,贺人龙与左良玉更是拥兵自重,不听指挥。
袁崇焕既为“国之长城”却为什么被杀掉
袁崇焕(1584~1630)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有谋略胆识,熟悉和了解边防形势,曾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等。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熹宗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大败,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袁崇焕临危受命,出镇山海关。后又受命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加强边关防御。袁崇焕到任后,首先设法加固宁远城墙,定出标准:城墙总高三丈二尺,城上矮墙高六尺,城基宽三丈,城上端宽二丈四尺。第二年完工后,他坚守城内,不离半步。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围攻宁远。他奋笔写下血书激励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经过三百天的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撤围而退。在明末时期明军与清军的长期交战中,这是明军取得的首次大胜。捷报传到京城,熹宗喜出望外,称誉袁崇焕为“国之长城”。
思宗即位后,让袁崇焕接任关外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崇祯二年(1629),因防守边关有功,升为太子太保。当时,总兵毛文龙驻军皮岛(今属辽宁),常常袭扰后金的后方,起着牵制作用。但他为人比较傲慢,还拜魏忠贤为义父,被认为是魏党。袁崇焕很不满,就借机用尚方宝剑处斩了他。对此,思宗很惊讶,但想到毛文龙已经被杀,现在急需袁崇焕,就优诏赞扬,把毛文龙的罪名宣示天下。毛文龙死后才三个月,清兵数万人分路进攻龙井关(今属河北)、大安口(今属河北),袁崇焕闻讯后率军星夜驰援京城,驻扎广渠门(今属北京)外。这时,士兵已经疲惫不堪,袁崇焕请求入城稍加休息,却遭思宗拒绝,只得立刻投入战斗,与敌军决战,结果互有伤亡。当时进入的关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的管辖区,袁崇焕听到变故后就奔赴千里援救,自认为有功无罪。京城中的一些人却埋怨他“纵敌拥兵”,有些朝臣因他曾派使者与后金议和,就诬陷他的这次行动是“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正在这时,皇太极设下反间计,故意放回两个被俘的宦官,让他们向朝廷报告说袁崇焕和敌军暗中有勾结。思宗本来就好猜忌,听了这两个宦官的谗言,更加信以为真,就把袁崇焕逮捕入狱,定为谋叛罪。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在闹市被凌迟处死,兄弟妻儿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家产。袁崇焕被后代史学家誉为“明朝第一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