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选结束后,斯洛给厄尔利写了一封信,他说:“对于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发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从一方面来讲,您打算到您的上司,即:美国总统那里去,因为那是你的责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纽约警察局长官的命令下,我也在履行我的职责。所以这场误会既不是您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的。”
斯洛说他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正沉浸在罗斯福连任的喜悦当中。厄尔利在后来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它确实带给我很大的伤害,但是这就是生活。”
厄尔利对摄影记者也有严格的限制,他们不准在12英尺以内接近总统,如果是在大型的集会上,那么这个标准将会达到30英尺。摄影记者们也不允许在白宫里或是在总统的游艇上拍照。1935年6月,这个标准暂时地降低了一些,摄影记者们拍到了一些在游艇上的照片。厄尔利发现他们的自觉性很差,于是便订立了一条规矩,摄影记者在拍照前必须接受特工处的检查。此外,摄影记者与特工处之间还有一个君子协议,这也是摄影记者的一个戒律,即:不准对总统残疾的腿以及矫形器拍照。罗斯福在他就任州长以前就已经宣布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总统患的是脊髓灰质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残疾其实很严重。甚至有一些报纸期刊的漫画家把他描绘成一个强壮,精力旺盛的人,或许他还会骑在一匹跃起的马的身上,或是坐在划艇里穿越瀑布。
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中,一张罗斯福被掺服着从轿车里出来的照片被送到了白宫,因为有人说胡佛可能要用到这张照片。但是,很显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些报纸和杂志却违反了这个规定。1937年10月6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张美联社的照片,这张照片把罗斯福的矫形器也拍了下来。《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类似的一张照片,但是并没有把矫形器拍下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生活》杂志发表了一张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远景照片,他当时正被推进一家华盛顿的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内阁成员。
厄尔利在给总统的医生罗斯·麦克金泰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调查此事,并且要采取措施保证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白宫方面一直都没有查出是谁拍的这张照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名业余爱好者的“作品”。
厄尔利对其他照片的发表也有很严格的限制。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罗斯福的竞争对手利用一张照片来证明他已经不能再继续胜任这个职务了,在这张摄于圣地亚哥的照片上,罗斯福张着嘴巴,看起来有些筋疲力尽的感觉。罗森曼对此纠正说,当时罗斯福正在低头看些东西,张着嘴巴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发一个元音字母的音。一名总统顾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幸的是,厄尔利并不在那列火车上,因为他一直都在努力尽量避免这些被歪曲了的照片发表出去。”
与对那些摄影记者的态度不同,厄尔利对他在新闻影片业的老朋友十分友善。1933年,当诺曼·戴维斯大使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时,厄尔利把这个消息透漏给他的前任雇主——派拉蒙新闻影片公司。事后,派拉蒙的威廉·蒙泰哥对厄尔利说:“由于我们过多地占用了诺曼·戴维斯大使接受采访的时间,以至于其他新闻影业公司都没能采访到他。”罗斯福在发表完广播演说之后,又在派拉蒙公司的摄像机前重复了一遍这篇演说。《电影新闻》的一名记者说:“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为电影院带来了大批的赞助商。”
与各届政府的新闻秘书一样,越来越多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厄尔利的大部分时间。1938年9月27日的晚上,厄尔利在他的家里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罗斯福正打算向希特勒发出停止策划战争的最后请求。刚过晚上9点,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并且告诉他们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在1939年的8月末,9月初的时候,厄尔利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渡两个星期的假。但是最后又不得不缩短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晨6点钟,他接到了总统的军事助理埃德温·沃森的电话。3小时10分钟以前,罗斯福接到了驻巴黎大使威廉·布雷特的电话。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并且轰炸了4座城市。厄尔利说:“总统希望我回到工作岗位。”于是,厄尔利马上乘坐军用飞机飞回华盛顿。一踏入白宫的大门,他就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在周五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美国是否会对欧洲的战事袖手旁观时,罗斯福回答说:“关于这点,我们不只是真心地希望,我相信我们会付出实际的行动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欧洲度过难关。”9月25日,罗斯福的顾问们警告厄尔利最好不要让罗斯福把这场战争称为“世界战争”,而是“欧洲战争”。
在罗斯福执政的早期,他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他会在他的桌子上帖一个“请勿解释”的标记。现在,随着国际危机的日益加深,他越来越担心记者们会在他的措辞上做文章。当有人问该怎样解释1941年的外交政策演说时,他回答说:“我不会对此做任何解释,因为你们知道,对演说的解释是否能被称之为新闻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伍德罗·威尔逊也在同一间屋子里提出了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些记者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下随意猜测国家的外交政策。”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罗斯福说,当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在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前秘密作证的消息被登在报纸上以后,关于伦理,道德以及爱国精神的问题便出现了。马歇尔证实说由于远东局势的恶化,陆军及海军部队的飞机已经被派遣到了太平洋舰队上。
《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雷·克莱伯在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信中写到,罗斯福似乎正在为战时的新闻审查制度铺路。克莱伯对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总经理克兰斯通·威廉姆斯说:“由于罗斯福可能会启动新闻审查制度,所以他似乎正在试图制造一种使公众对新闻媒体产生怀疑的气氛,因为新闻媒体可能会影响到他将要采取的行动。”
4月,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英国战舰被运送到纽约进行维修的报道。针对记者们的问题,罗斯福回答说:“一些报纸本身也建议实行审查制度,”但是他又补充道:“此时此刻,我更喜欢与绝大多数的报纸保持一致。”他同意记者们直接引用以上他所说的话。他还命厄尔利对此番讲话进行润色。厄尔利说:“总统认为大多数的报纸喜欢与政府合作控制新闻,这不是新闻审查制度,而是为了避免审查制度而做的努力,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11月马歇尔又曝出了另一则新闻。这位三军参谋长自信地对记者说美国将无条件地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保护菲律宾的安全。事后,他要求所有与会的记者都要发誓不将这个消息发表出去,其中也包括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阿瑟·克劳克后来与另一名战争部的官员核实此事后,便把这个消息发表了。《纽约日报》的肯南斯·克劳福特后来写道:“从那时起,启动公开的新闻审查制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9月7日,厄尔利正在家中的书房读星期日的报纸时,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电话。据厄尔利回忆,罗斯福当时说:“拿只笔来,我要你把这份公告传达给各个报纸。”公告的内容是:“日本人空袭了珍珠港以及瓦胡岛上的所有军事设施,实际上,日本人摧毁的是美国在夏威夷岛上的重要军事基地。”
厄尔利与三家主要的通讯社召开电话会议,并且向他们宣读了罗斯福的这份声明,当时的时间是下午2点25分。2点26分,这三家通讯社就在全国范围内播发了这份声明。2点30分,厄尔利接到了回复电话:“日本人发动了第二轮空袭,目标是马尼拉的陆军和空军基地。他于2点35分离开家。3点10分时,他已经坐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们发表他们急切想要知道的消息了。厄尔利第一次允许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麦克风带入办公室内。5分钟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空袭还将继续。在与总统及战争部及海军部的部长开完会以后,他回到了办公室,宣布总统将在晚上8点30分召开内阁会议,并且邀请了两党的国会领导人。下午4点30分时,他告诉记者总统此刻正在书房里向他的秘书格雷斯·杜利Grace口述一份致国会的文件。记者们想知道空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白宫是在什么时候接到消息的,他们一共提出了10个有关这次空袭的问题。厄尔利回答了这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但是在关于是否逮捕日本记者的问题上,他保持沉默以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司法部的事情。”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他又说道:“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问问你们当中是否有为日本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如果有的话,我将不会为你们提供任何消息,而且我已经让特工处没收了日本通讯员的证件。后来的会议记录中显示没人说话。
星期日的最后一个声明是由威廉·哈斯特在晚上7点40分发表的,内容是:“战争部的初步调查显示瓦胡岛上的伤亡情况是,大约10人死亡,300人受伤。”厄尔利分别在星期一的上午和晚上7点45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一名记者说国会中传出了关于日本人击沉四艘战舰的传闻,当被问到:“白宫对此会做何解释”时,厄尔利稍微地变化了一下说法回答到:“白宫不会对此做任何的解释。”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九天,罗斯福任命了由厄尔利推荐的拜伦·普莱斯为新闻审查主任。他是美联社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20年代时,厄尔利作为一名记者曾与他一起在美联社工作。大多数记者都十分认同这个任命,但是liberalPm认为普莱斯可能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乔治·格利尔。”PM的肯·克劳福特还对普莱斯在其他事情上表示不满,因为普莱斯宁可辞职也不愿意与美国报纸协会妥协,他写信给厄尔利说他对罗斯福的“新政”感到十分反感。肯·克劳福特说:“普莱斯代表的是华盛顿新闻业的旧势力。”尽管罗斯福害怕新闻媒体会不失时机的报道一切他们获得的消息,但是他还是绝对相信他们是不会泄露陆军及海军的行动方案的。他说,普莱斯的工作就是负责防止政府机关泄露相关的军事秘密。
新闻审查制度对总统的行程也产生了影响。自从1939年年中以后,厄尔利便不准记者公开发表总统行程的具体时间。然而现在厄尔利甚至控制了所有关于总统行程的内容,包括1942年10月对西海岸船坞的那次视察。因此,记者们便无法得知在这些行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直到它们结束。他们抱怨说连那些聚集在船坞上的人都知道总统在哪里,而我们却不能报道此事。厄尔利说:“这些新闻媒体已经完全进入疯狂的状态了,而且情况比往年更糟。”于是厄尔利便很快地站出来对记者说:“这完全是出于制度上的原因。而且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在下一次的行程中跟随左右。”
在其他几次战时的出访中,罗斯福的身边跟随了三名通讯社的记者,但是他们在出访期间不能发表任何文章,直到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以后。在一次去夏威夷的途中,其中的一名记者抱怨说罗斯福“对待安全问题就像是穿上和脱下冬天穿在里面的内衣一样,他一边限制合理的报道,一边又与部队拍照留念以便于在1944年的改选中派上用场。厄尔利也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因为长期以来,他对罗斯福的这种政治目的十分明显的“视察”也感到有些无法忍受。所以现在,在罗斯福从西雅图回来的途中,他建议他最好不要在棒球场或是国内的观众面前发表广播演说。他说:“如果你在西雅图的球场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现的话,就一定会引起不好的反应。”当罗斯福在华盛顿的位于布雷默顿的普吉特桑德海军基地的船上发表演说时,只有船坞工人在现场充当他的观众。
1944年3月,《纽约时报》、《芝加哥太阳报》、《费城问讯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华盛顿星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联名向厄尔利请愿,希望可以跟随总统的出访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自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与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还说:“他们的主编听说最近几个月以来,总统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今年不只是要进行改选的一年,也可能是欧洲战争成败的决定性的一年。”
罗斯福的其他一些出访活动甚至被更加严密地保护起来。1944年8月末,《纽瓦克晚报》的一名兼职通讯员向新泽西的报纸透漏了罗斯福参观距离纽瓦克35英里的一个农场的消息。根据白宫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总统的专列确实转轨开到了那个农场,因为罗斯福的父亲曾经到过那里,他一直都想去那看看。这种说法显然是个幌子。这个农场是罗斯福的旧情人露西·卢瑟福特的产业,露西现在是个寡妇,罗斯福背着他的妻子又与她有了来往。白宫记者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谁都不会提及此事。然而,《新闻报》的劳伦斯·伍德卢弗却试图拆穿此事,新闻审查办公室以及厄尔利和哈斯特都因此而感到十分困扰。厄尔利认为一旦此事被拆穿的话,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所以他建议允许记者跟随总统的出访活动,但是必须要在回到华盛顿以后才能发表文章。
在厄尔利去法国赴任的途中,他陪同罗斯福一起参加了与盟军领导人在雅尔塔的会议。在临行前,他对他的同事说不久之后他就会离开白宫的。这位新闻秘书经常为杂志写一些文章来补贴自己微薄的政府薪金,后来,他终于在普尔曼公司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此外,与罗斯福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也是厄尔利离开的原因之一。如果他认为记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他就会站到记者这一边,尽管罗斯福认为他们是错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的上司,也就是海军部长乔斯弗斯·丹尼尔斯的儿子乔纳森·丹尼尔斯在厄尔利不在的那段时间承担起了新闻秘书的责任。厄尔利是在3月22日回到华盛顿的,但是直到两天之后才回到了办公室。尽管他在1939时曾说过要卸甲归田,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又有些割舍不下。他的一位助理伊本·艾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心情不好,而且经常说些对总统不敬的话。”6月,罗斯福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由丹尼尔斯继任新闻秘书。但是厄尔利会暂时担任约会秘书(appoiary),因为他的前任沃森在从雅尔塔回来的途中去世了。当厄尔利回到新闻办公室以后,他的情绪仍然不好。艾尔斯和丹尼尔斯都觉得他对于总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而感到很伤心。
厄尔利和丹尼尔斯在由谁起草这个职位变更的声明问题上争执不休。最后,还是决定由厄尔利来起草这个声明,但是当丹尼尔斯提议由他把这个声明送到罗斯福那批准时,厄尔利拒绝这么做。丹尼尔斯也同样拒绝向总统递交他自己的任命声明。而白宫的执行秘书莫莱斯·拉特此时正好经过,他同意帮他们把这两份声明带到总统办公室去,于是就化解了这场争执。
在厄尔利发表这个声明以前,他还做了另一个工作。他打电话给正在国会大厦的副总统杜鲁门,并且用十分紧张的语调对他说:“请马上到白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