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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罗斯福的宠儿（第2页）

在总统办公室里没有后续的问题。当一名记者指出他在上一次招待会上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时，罗斯福严肃地回答说：“我没有义务回答上一次招待会上遗留的问题。”还有一些记者抱怨到招待会上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很少。有一名记者说到：“对于一般的记者来说，他们不值得在白宫里浪费时间或是忍受在总统办公室里的那种折磨。”约翰·甘泽向其他记者描述了这样一次招待会：在20分钟的招待会上，罗斯福充分地展现了他各个方面的神态和表情：惊诧的，好奇的，嘲弄的，有兴趣的，担忧的，怀疑的，同情的，决绝的，顽皮的，严肃的，迷人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多数都被他巧妙的避开或是转移了。事实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很明确很清楚的。我从没有见过什么人可以一边巧妙的避开问题，一边又让记者们感到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大概也只有罗斯福可以做到这点吧！

甘泽的评论引起了奥拉克的强烈共鸣，他说：“威尔逊与罗斯福不相上下，他也总是尽量表现出一种十分关注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样子，但是又让我们摸不清楚他到底回答了我们些什么。”

罗斯福并没有重复威尔逊的错误，他并没有让记者们认为是他自己在运转着整个国家。他曾对几个报纸编辑说：“我比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都更加重视公众的意见，我很善于接纳众人的意见。”

厄尔利在他担任新闻秘书不久后，就给他在派拉蒙工作时的上司的一封信中写道：“经过这几个月以后，我才了解到只有当你真正地溶入其中时，才能了解它是多么的不同。”每天早晨8点30分，白宫的司机都会准时地来到他的家门口。然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停留片刻后，便来到总统的卧室，当这位残疾的总统吃早餐时，他就在旁边与他商议商议一些事情。然后，他又返回他的办公室准备10点30分的新闻发布会。与记者们之间的会议是非正式的，中间不时会有些小插曲，比如厄尔利会因一个不敬的问题而大发雷霆。然而，在前两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一名通讯员满意地说：“白宫的新闻机构运作的还不错，至少在我看来，它在历届政府中是最棒的。”一年半以后，美国新闻报道说：“白宫的新闻机构在处理信息来往方面使政府与新闻媒体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

当行政机构开始控制，或者至少是调节政府内部各个部门或是机关的新闻活动时，厄尔利像后来的许多新闻秘书一样，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在一篇关于“新政”初期设立的以管理专家路易斯·布朗罗为首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报道中，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这篇报道的主旨，即：“总统需要帮助。”

就是这四个字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增加了不少。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助理，秘书和办事员加在一起也只有11个人，但是当国会在1939年设立了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时，这个数字便呈上升趋势。相应地，华盛顿所有政府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在管理部门里，厄尔利负责执行委员会的有关事务，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协调各个执行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后来这项职能又被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即：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组织十分臃肿的机构。后来，布朗罗提议“设立一个信息分配中心来协调各部门之间在处理自己内部新闻事务时的管理政策问题。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也赞同这样的做法。

尽管厄尔利在白宫内部表示：“他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阻挠这个计划的实施。”但是，他还是受到了外界关于白宫过于控制政府信息的指责。然而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试图与其他部门的新闻官员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他不愿像以前的那些新闻秘书一样，靠出卖记者来显示对党派的忠诚，反而经常帮助那些有经验的记者谋得这些职位。一些新闻官员是从各家报纸直接录用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厄尔利在经济危机时期帮助了许多失去工作的记者。他有时甚至还为他们创造工作。

他告诉这些被他招募来的新进成员说：“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工作就可以了。”他甚至还送给他们的上司一些备忘录，内容是有关如何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1935年，《民族》的一位作者说：“厄尔利已经在白宫的政府里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宣传机器。”然而，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些由厄尔利精心挑选的新闻官员在回答问题时都显得十分谨慎。对厄尔利不太友好的《芝加哥论坛报》把他比作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胡佛时期的公共关系部长泰德·乔斯林对此做了更加深刻的评论。1935年1月，在与一些友好的报纸记者们会谈时，他表示承认政府现在需要更多的新闻官员来充实执行机构，但是现在的管理部门都在利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宣传机构——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电视。这些宣传机构的目标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些信息……那些训练有素的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以及通讯员为你们工作，为你们做宣传……正是他们这样一群人使政府拥有了一种服务职能，即：促进公共利益并且引起关注。

一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两年以后，在执行部门里从事宣传工作的全日制工作人员将达到146人，此外还有14个编外工作人员。

另一方面，乔斯林也做了一份不太完全的列表，上面共列出了大约100多名在政府里工作的记者，此外，他认为还应该有几百个这样的工作人员。

厄尔利对此回答说：“乔斯林先生有些言过其实，我对华盛顿的一些通讯员公司的情况略知一二，我虽然反对任何一个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宣传事务来供养他们，但是基于我对他们的认识，请相信我，他们不是吃白饭的。”

厄尔利还声称：“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偏爱任何一家宣传机构或是个人，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态度都很友好。”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在罗斯福发表关于银行暂时停业的讲话时，雷蒙德·克莱伯接到白宫的电话，让他亲自参与针对这次讲话的研究。其他的通讯员当然也想得到这样的优待。

对罗斯福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研究的贝蒂·哈金·温菲尔德教授认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克莱伯作为总统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一直与白宫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麦考米克每年都能见到总统一次，并且可以在避免提到罗斯福的情况下发表她的有关报道。罗斯福还给了《纽约时报》的总编辑阿瑟·克劳克独家采访他的机会，前提条件是克劳克必须把他写的报道，包括标题都递交给白宫进行检查。后来，他又把厄尔利和他的助理威廉·哈斯特加入的一些资料也收编了进去。正是这次采访帮助了克劳克第二次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却惹恼了其他的记者们。从此以后，这种独家的采访形式在华盛顿的记者中再也没有出现了。克劳克说：“罗斯福让记者们认为他对此事深表遗憾，尽管他并不这样想，他这样说只为为了摆脱麻烦，因为后来他对我说那次采访对他帮助很大。”

乔斯林很笃定地认为罗斯福会最大程度的利用广播这个媒体，因为胡佛在这点上做的很不好。与他的前任不同，罗斯福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克莱伯认为广播室的环境十分的安静，平和，融洽，并且令人感到愉快，没有任何的紧张气氛。

罗斯福对广播这一媒介最成功的利用大概就是他的一系列“炉边谈话。”这个主意是厄尔利的朋友乔治·艾克森想出来的，他曾经极力劝说胡佛这样做，但是被胡佛拒绝了。罗斯福和厄尔利也不清楚他发表的那么多演说中哪次才算是“炉边谈话”，但是据他们估计大概有24到34次。他们都一致认为第一次“炉边谈话”是在3月12日发表的，也就是他刚刚就职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罗斯福说：“我的朋友们，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同美国人民讨论一下有关银行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政府在最近几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以及下一步该怎样做。”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他没有用麦克风，尽管他当时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对着大批的群众在发表演讲。

厄尔利积极推行“炉边谈话”，有时甚至在两三周前就预报总统将要发表“炉边谈话”的声明，他通常不会透漏其中的内容，但是他经常会泄露一点点内容来吊人们的胃口。他有时还会对发言稿做最后的修改。他总是尽量避免看到初稿，这样当有记者问起演说的内容时，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当他向记者们分发演说稿时，他就会对他们说：“你们会在第四或是第五页找到你们想要知道的内容。”所属于国家广播公司的杂志《广播》评论说：“正是因为它们被提前推销过了，所以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炉边谈话”绝对不是罗斯福利用广播为他服务的唯一方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麦克风开始出现在新闻发布厅里。从1943年开始，总统与记者之间的会议被称为“广播记者招待会”，而不再是“记者招待会”。

厄尔利是政府建立内部广播站的发起者之一。当教育委员会委员约翰·斯图德贝克提议为了制作教育节目而在内政部大楼里建立一个广播室时，他得到了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支持。但是厄尔利认为在建立这个广播室之前，需要让这方面的专家研究一下。他说：“政府已经同意并且推行了关于私人创办广播站的政策。”他还对一些关于此事的不必要花费感到不满。罗斯福直到1936年的大选时，才又重新提及此事，并且批准了这个计划。伊克斯十分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教育”广播台大肆鼓吹内政部的成就和政策。然而，他做得有些过火，因为他在这个广播站上发表了关于拥护联邦政府控制石油贸易的声明。1940年，众议院投票决定撤消这个广播站的大部分拨款。

所有的这些活动都使厄尔利成为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新闻秘书。他是《展望》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讽刺画中，还有许多关于他个人档案的报道，包括他强壮的外型，夸张的言谈举止，以及他对马赛，高尔夫球和扑克牌的喜好。TUMULTY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反对让黑人记者参加罗斯福或是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记者招待会。厄尔利从一开始就坚持只有华盛顿的指定通讯员才能参加发布会。这样的限制是为了不让那些来访的编辑，出版商以及政府机关的代表进入发布会现场。但是这个规定不允许日报的记者参加招待会。因为黑人报纸大多数都是周报，所以当他们的代表要求参加会议时，厄尔利就会说他们不符合规定的标准。而当黑人的日报记者要求参加时，他又说他们必须通过国会新闻走廊的审核才能参加招待会。当然，国会在这里还是会为他们制造障碍的。

1935年，第一夫人向厄尔利施加压力，希望他同意让“一个黑人报社的女记者”参加她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厄尔利还是坚决地反对她的要求。甚至是在6年以后，当匹兹堡的黑人周报记者打电话向他申请参加招待会的许可时，他也只是建议第一夫人最好让这些记者以临时性的访问者身份参加招待会。厄尔利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明确地告诉她这样安排只是出于礼貌，而并不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因为记者招待会上的内容是发表在日报上的，而不是周报。”直到1944年，黑人新闻机构才获得了参加招待会的许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25家商业周刊的代表成为参见招待会的指定记者了。

厄尔利政治生涯中最尴尬的时刻是当他遇到巡逻警察斯洛时，这位安全意识极强的巡逻警察在厄尔利表明身份后，仍然不准他进入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当这位愤怒的新闻秘书想强行进入火车站时，另外两名警察还推了他一把，随后斯洛也卷入到这场冲突中，他的腹股沟被重重地踢了一下，就在三个月前，他在这个部位还做了疝气手术。但是厄尔利坚持他只是不小心踢到了那里，因为当时有个警察把他向后推时，他的腿就本能地抬了起来。然而，斯洛却说厄尔利确实踢了他。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克谴责了厄尔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检查官托马斯·杜威则下令调查此事。罗斯福也让他的助手山姆·罗森曼调查一下事情的原委。一些总统顾问认为应该解雇厄尔利。哈罗德·伊克斯则希望他辞职。当时著名的黑人举重冠军乔·路易斯在去纽约的途中到斯洛的家里慰问了他。但是当一名记者问斯洛会选谁当总统时，他回答说：“我会投罗斯福先生的票。”而乔·路易斯投的却是威尔克的票。

《时代》杂志称这次事件为“厄尔利的最大错误，”但是白宫的记者们却都为他辩护，《编者与出版者》还断定“当他正打算为美国的新闻业服务时，却遭到了迫害。专栏作家多利斯·夫利森把这次事件归罪于警察的效率低下。斯洛发表声明否认曾经攻击或是踢打任何官员，但是又补充到“因为一名官员认为我对他所受到的伤害应该负有责任，所以我在这里向他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