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欺负的事,你妈妈跟我说了。哪几个小子,长什么样,叫什么,跟叔叔说。”
我说了名字和样貌。
他拍拍我肩膀站起来,拍得很重,不是我那种使不上劲的力气,是那种手掌有大茧的人拍的话像小锤子往下夯实。
他粗短的手指在我肩上捏了一下,“明天早上就不用怕了。”他说。
他在校门口把我拎起来,一只手攥着我的书包带子像拎小鸡一样把我往校门里送。
我回头看了一样,远处那个穿藏青制服的身影已经很小了,但我看得出来她还在那儿看着。
她看见我进了校门才转身走了。
她的背影还是那么直。
拿尺子比着的那种直。
第二天在学校,那三个人没来找我。
第三天也没来。
第四天我见着了,一个胳膊上吊着绷带,一个脸上贴着胶布,一个看见我就扭头走了。
后来听别的同学说,那天早上校门口来了一个“黑社会”,把三个人堵在小巷子里揍了一顿,揍得很凶,让他们跪着道歉说“以后再也不敢了”,三个人哭着求饶。
我听到这些消息理应是高兴的,也真的高兴了一阵。
可是这个高兴很快就被另一种东西压下去了,我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我心里清楚,帮我处理霸凌的不是警察,不是老师,不是我妈妈,是这个住在我家、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不敢报警的杀人强奸犯。
真正的威胁不在学校里,在我家。
在我家客卧的那扇门后面。
晚上郑强来接我放学。
在校门口等我,穿着我爸爸另一件衣服,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子都没翻好。
他靠在路灯杆上抽烟,一对父子从校门口走过去的时候那个爸爸投过来一眼警惕的目光,又迅速移开了。
他不看别人。
就在抽烟。
看见我出来了掐了烟扔掉踩灭。
“走,回家。”
“回家。”
他说的“回家”,回哪个家?他的家?我的家?他不过住了个两天,说话的语气已经像这个家是他的了。
回到家他在客厅沙发上瘫着看电视,把遥控器按来按去。我坐在餐桌前写作业。
过了一会儿,门响了。妈妈下班回来了。
她在玄关处脱了低跟皮鞋,露出裹着肉色丝袜的脚,从鞋柜里拿出拖鞋换上。
她今天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头发有几缕从低马尾里散出来垂在脸侧。
她的肩微微垮了一点,显然是累的。
“妹子,欢迎回家。”
我听到郑强的声音从客厅那边传过来。
他还在沙发上躺着,没起来,只是在看电视的间隙里扭头朝门口望了一眼,咧着嘴笑了一下,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
妈妈没看他。她把皮鞋在鞋柜里码整齐了,检察官的习惯,做什么事都要把每一个步骤完成得干净利落,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什么东西。
一张卡。
她走过来。把卡搁在茶几上。那是一张门禁卡,翠湖花园别墅区的出入卡。
“都处理好了,门卫不会再拦你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她自己在说话。
郑强捏起那张卡看了看,翻了翻,就在指尖转了两圈,“咔”地一声收进掌心里。他的嘴咧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