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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北京的那个专家姓魏，五十多岁的年纪，小个子，说话慢条斯理，笑容特别和蔼。魏大夫看了病历和片子，听他描述了情况，沉吟了好一会儿，抱歉地说，没见着病人，我没有把握。

“求您再仔细看看，您再仔细看看。求您。孩子才十二岁，瘫了，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孩子才十二岁啊。”想起这多年的许多事，万般滋味皆在心头，这个平时被别人称为“又酸又臭又硬又硌”的“茅坑石头”的中学教师，这时再也忍不住，竟然对着一个陌生人“扑通”一下跪了下去，泪水如泉涌，把老校长给他的那个纸包往魏大夫兜里塞，哽咽着说道：“大夫，我这十多年，都本本分分地做人，党和国家让下乡就下乡，让扎根就扎根，别人想方设法回省城、进市里，我老实巴交地扛锄头扎根乡村，早年当乡村教师，从三年级教到初二，语文数学和物理全包，我对得起别人的娃娃，就是没给自己的娃谋过啥。现在到了这时候，想给他谋条生路也没本事了。”他边说边流泪，说到后来哽咽不成声，“我除了给您磕头，是真没别的法儿了。”他说着就真的磕下了头去。

这样的情形，魏大夫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绝对并不陌生。大多的时候，他只能带着些许的歉疚和遗憾拒绝。他瞧着志光爸爸黄瘦憔悴的脸，脸上纵横的泪水，轻轻地叹了口气。他问了句：“从这儿到县医院要多久？”

“长途车一天两班，得四个小时。”

魏大夫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别说还没见着病人，只要手术没做，没完全恢复，我都不能说我一定可以帮上孩子。但是碰见了就算是个缘分。这样，今天在这里上午的门诊完了，下午我还有个会，四点多钟能结束，到时候我想法找个车子，跟你一起去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他说罢把那个已经被志光爸爸手心的汗水浸得半湿的纸包又塞回他手里，笑呵呵地道：“收好了，你有用钱的地方呢，先别想这些个，我可没把握能治好孩子呢。”

那天魏大夫赶到县医院已经天黑了，他看了志光，作了些检查，又跟他的主治大夫交流了一番，然后要了志光爸爸的联系方法，说：“我回去跟几个同来的同事讨论一下，尽快给你消息。”说罢，他又连夜赶回市医院了。他在这里日程安排得很紧，第二天，还要跟市里各个医院的专家座谈和做两台手术演示。

第二天中午魏大夫就打电话到了县医院，直接跟他们的科主任谈，能否由县医院出辆救护车把志光送到市医院，他说：“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二次手术之后，我认为这个孩子完全恢复的可能超过百分之八十。我们值得尝试，可以把这个手术作为一个示教手术。”

刘志光的父母一直跟他说，他是个“有福命”的孩子，命里碰见了大贵人。

魏大夫就是他的贵人。不，是他的恩人。魏大夫亲自为他联系转到市医院，并且主刀给他做了二次手术，那个手术，他们市有很多医院的骨科主任都去观摩。那是一台在该市被同行带着无限的佩服，津津有味地谈论了不知道多久，后来记到了市医院骨科教学的讲义里的手术。

志光父母觉得欠了人家一个大恩德，心里特别放不下。在当时，他们整颗心都在焦灼的担心中，来来去去转院手术，混乱而又担惊受怕，并没顾上特别地感谢魏大夫。况且魏大夫在志光爸爸几次想要把全校老师凑的钱塞给他的时候，老是笑呵呵地说：“等孩子站起来了，再说。”

志光站起来了，又能走又能跑了之后，魏大夫早就回北京了。原先他们只知道魏大夫是北京的“专家”，后来才听市医院的主任说：“你们孩子真是命好，这可是全国甚至亚洲骨科界都有名的‘魏一刀’呀！”

总有人问起，他们最终送了多少钱的红包，又或者是不是认识什么了不起的人，能让“魏一刀”为了个病人一天来回赶四百多里山路，再亲自帮忙安排，再亲自做这个手术。他每次都老老实实地说：“是魏大夫好心，咱们什么好处都没给人家。连大家凑的那个红包，人家都没收。”很多人不信，更有人说，凑钱时不知道魏大夫是这么牛的大夫，人家是嫌少吧？就你这个脑袋，才觉得好心能顶大用了。

志光爸爸老刘，是个特别轴、特别死脑筋的书呆子，连在县中学这种相对单纯的地方，都被认为是最清高迂腐不识实务的一个，经常被人嘲笑。这一次志光的事，他先是觉得那些人是小人之心，人家说得多了，他忽然想起来魏大夫说过：“等你儿子能站起来走路了，再说。”

既然“再说”，那就还是要说的。虽然现在志光完全恢复了，不“说”谁也没法子，但是在志光爸爸的脑子里，“不说”就简直有点背信弃义的味道，不地道。

在老刘一根筋的脑子里，当大夫的就该救死扶伤，就跟他当老师的就得教书育人一样，如果图病人的红包感谢，医术再高，都不值得敬重。但是，敬重不敬重是一回事，人家把儿子的下半生救了，如果当年是在“暗示”，自己又没拒绝，那么现在就不能事后赖账。

于是，志光初一暑假那年，志光爸爸带着他，揣上家里所有的存折，长途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到了北京，找着了魏大夫上班的医院。他本来想挂个魏大夫的号，然后就能见着他了，结果挂号处的人像看着火星来客一样瞪着他说：“挂魏大夫的号你这大白天的来？那些带着铺盖跟挂号处打地铺的，都不见得挂得上呢。”说着就摆摆手，“你挂别人的吧，不过只有普通门诊，别说魏大夫，所有专家的号都已经没了。”

志光爸爸摇摇头：“我儿子是他的老病人，治好了，我带着孩子特地赶了两天路来北京，想告诉他孩子都好了，想见见他，感谢他。”

挂号处的姑娘“扑哧”就乐了：“您还挺知恩图报的。不过要是您这样的，魏大夫个个都见，挂号见的话，那这种感谢号也得半夜排大队了。得了您别添乱了，带孩子跟北京玩儿两天回家吧。下面儿下面儿。”说罢，目光就直接越过了他的脑袋。

老刘很快就发现这姑娘虽然说话腔调让人不待见，但是说得却没错。门口有种人的职业叫做“号贩子”，专门利用各种关系或者就是雇人连夜驻守挂到专家号然后倒手卖，在他们手里，魏大夫每周半天的十五块钱的专家门诊和另外半天的两百块的特约门诊，都能倒卖到八百至一千块，有时候更高，卖到两千块的时候也是有的。

老刘却犯上了倔，不见着魏大夫，他觉得心里会有块解不开的心病，之后都活得不明不白。他就也买了个席子，带上风油精，大半夜地加入了排号的队伍。

三个整夜，没排到，有个队伍里的老乡愤慨地偷偷跟他说，本来号就紧，还好些都叫号贩子排去了，他们低价地雇些民工，总是能抢在最前头。后来听老刘说明了原委，没好气儿地说，您这样儿的就别来占号了。很多老病号，回来复查的，魏大夫都不叫他们来排队占号，让他们直接到病房找他。我看您也别跟这瞎耗了，就到骨科五病房去找他老人家，带着孩子说声谢谢不就完了吗？

老刘带着志光，半信半疑地到了骨科楼道，跟门口的护士说了这辈子唯一一次谎话：“我们是魏大夫的老病号，魏大夫让我们直接到病房来找他复查。”

护士并没有在意他因为“做贼心虚”而显得特别犹豫的语调，让他登了记就放他进去了，说魏大夫上手术呢，你等着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

那天老刘带着刘志光一直从上午等到下午，终于看见魏大夫穿着手术袍披着白大衣身后跟着一队的大夫进来了，却开始一间一间地串病房，最后进了顶头的大办公室关上了门，再到他出来，已经是六点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