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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房清韵（第1页）

第五章文房清韵

1。书房——碧流深处读书房

在崇尚文学的古代，书房是文人骚客的安身立命之所。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上策是“石灰垩壁，磨使极光”，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而“壁间书画自不可少”。在书房内的装饰上，往往采用碧纱橱、屏风、竹帘、帷幕等物，以增加其美感、静趣、雅风。虽然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其中“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古代文人的书房在建筑上也往往风格独树，留园中的揖峰轩即是。这是一个园中之园，庭院为半封闭。轩西月洞门有一座静中观，外形似亭，二面借廊，只伸一角。轩前小院四周围有曲廊，轩南庭有挺立石笋，青藤蔓绕，古木翠竹衬以名花。再看轩内，东头一张红木藤面贵妃榻，壁悬大理石挂屏；正中八仙桌，左右太师椅，桌上置棋盘；西端靠墙的红木琴桌上搁古琴一架；两侧墙上挂名人所书对联；北墙嵌三个花窗，有如三幅图画……幽静、秀美、典雅，在此间读书，与友人唱和，堪称一种全身心的享受。有些书房的对联，都出自主人的手笔，文采飞扬，启人心智。清人郑石如的书房联为：“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清人陈元龙的书房联为：“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

文人是什么？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非借不能读”，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读书习文会友呢？房间不必多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书房的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烹茶抚琴，“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古人好古，读先贤书，重历史经验，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书画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如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成为一种时兴的雅趣。

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香篆缭绕，像回**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但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的。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

很多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隨之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代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分“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风尚的发端。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这些小玩意却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它们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2。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成锦绣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而言，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最早见于北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总是同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生涯相关联，乃是文人雅士挥毫泼墨、行文作画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之说，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如自己的生命或密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对工具的选择，自然是非常重视的。而传统书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达得回肠**气，乃至于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中国书画艺术就靠着文房四宝这套传统工具来传达中国人的思想、文字、生活与感情，而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业。不可想象，没有自己的书具，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将会是怎样的面目，如此众多光辉灿烂的典籍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流传至今，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将会怎样表现自己的儒雅。

1）笔纸

“文房四宝”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传统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体现着文人学士雅逸的文化心理倾向。毛笔居“文房四宝”之首，从毛笔形制的出现便显现出其富于变化性的特征。毛笔笔毫就其原料和性能来说，可分为软毫、硬毫和兼毫三大类。软毫选取弹性较弱、硬度较小且柔软的动物毛，如羊毛、鸡毛等制成，其特点是毫端柔，容易摄墨，笔毫便于展开，适宜表现内敛敦厚、变化丰富含蓄的效果。硬毫是用一种弹性较强、硬度较大的动物毛制成的，如兔毛或黄鼠狼尾毛，因兔毫呈深紫色故称“紫毫”，黄鼠狼毫简化为“狼毫”。其特点是锐利坚挺，富于弹性，笔锋易于显露，干湿燥润分明。兼毫介于两者之间，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弹性不同的动物毛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软硬适中，刚柔兼具。按锋颖长短，毛笔又可分为长锋、短锋。长锋笔锋颖长，锋腹柔，贮墨多；短锋笔锋颖短，锋腹刚，贮墨少。

古人所谓毛笔要具备“四德”，就是要求笔头“尖、齐、圆、健”。“尖”是笔毫聚在一起，锋颖尖锐如锥，毛料根根出锋、笔身挺直。由于笔锋尖，在书写时便于写出优美、微妙的点画。“齐”是笔锋润开捏扁后，笔锋整齐。说明笔毛纯净，制作精良。“圆”就是笔尖丰满圆润。笔头圆，运行时才不至于头扁、锋散，从而“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汉扬雄提出“书，心画也”，从用笔“中锋”、“藏头”中，可见文人儒雅内敛的文化心理追求。“健”是指把笔锋在纸上任意提按，铺开敛起能显出弹力。用有弹力的笔，不仅笔锋有力，而且能抒发胸中豪逸之气，并感到笔肚充实。笔毛锋芒可刚可柔，可方可圆，能枯能润，能缩能伸，所谓“笔软则奇怪生焉”，说明笔毛变化与内心表现的对应关系。古人常说执笔要“指实掌虚”。“指实”指五个手指各有着落，分有用场；“掌虚”是要让手指和笔杆与手心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个空当儿，保证运笔的“灵活劲儿”。只有笔杆和圆才能使笔杆转动时灵动并减少偏差，因此运笔的动作变化、力量轻重要拿捏适度，哪怕是一点点动作的不同和力量的微妙变化，落在纸上的迹象便有不同。正是这样，文人追求雅逸的文化心理才能通过毛笔得以呈现。

毛笔的运用，用清人石涛的话说：“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从心到笔，由毛笔丰富的表现性在书画过程中的作用，反映出文人的雅逸文化心理。一是用笔的粗细、枯湿以及用力的强弱变化，产生了点画线条的体积感、质感和力量感，展现用笔“法度”的规范，反映尚雅心理。二是由运笔中提按、使转、映带、垂缩等一系列活动造成“气”在笔墨中流动，产生韵律变化，使心性自然流露，又不拘常法，反映求逸心理。因而，对书法境界的提升成为文人毕生的追求。

汉朝的蔡邕不但是个文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飞白书”就是他独创的。一天，蔡邕把写好的文章送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去。在蔡邕等待接见的时候，有几个工匠正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刷墙。他就站在一边看了起来。一开始，他不过是为了消磨一下时光。可看着看着，他就看出点“门道儿”来了。只见工匠一扫帚下去，墙上出现了一道白印。由于扫帚苗比较稀，蘸不了多少石灰水，墙面又不太光滑，所以一扫帚下去，白道里仍有些地方露出墙皮来。蔡邕一看，眼前不由一亮。他想，以往写字用笔蘸足了墨汁，一笔下去，笔道全是黑的。要是像工匠刷墙一样，让黑笔道里露出些帛或纸来，那不是更加生动自然吗？想到这儿，他马上交完文章奔回家去。

蔡邕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想着工匠刷墙时的情景，提笔就写。谁知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开始不是露不出纸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太生硬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终于在蘸墨多少、用力大小和行笔速度各方面掌握好了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使字变得飘逸飞动，别有风味。直到今天，“飞白书”还在被书法家们所应用。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文化中也最具特色。中国艺术重意境，书画的发展主要是运用笔墨在纸上表达。文献上有不少关于纸的由来和特色的记载。最早当为晋代傅咸所作的《纸赋》：“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案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在文中可以体察出古代文人以纸自喻、尚俭高洁，以文为雅、以逸为适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表现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媒介——“宣纸”来实现的。

“宣纸”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当时宣州（今安徽宣城）泾县以“宣纸”作为贡品。“宣纸”一直是最广泛用于艺术方面的纸，被称为“纸中之王”。其质地精细、洁白、柔软，专供书法和绘画之用。宣纸以檀树皮和禾杆混合制成。其质视其原料中檀皮所占的比例。最上等的“宣纸”，纯以檀皮为原料；普通的“宣纸”，檀皮约占一半至七成不等。以檀树皮制“宣纸”，相传是东汉蔡伦的弟子孔丹发现的。孔丹在泾县于无意间发现，浸在溪间中的檀皮腐蚀后形成的纤维体可用以造纸，于是便发明了以檀树皮制纸的方法。

宣纸吸水性很强，水墨点在纸上会马上洇开，能达到瞬间水墨交融的效果。用浓墨，墨色鲜亮；用淡墨，层次清楚；用复墨，笔笔分清，干后有立体感，不嫌平薄；用焦墨，黑白清晰；用水混墨，能产生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泾渭分明而又相互渗溶的感觉。

最初，人们绘画是在墙壁上涂绘。到唐代，开始在纸上作画。至宋代，书画已发展为一种整体的艺术。许多文人学士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所谓“文人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兴盛。“文人画”的特征是用快速和流利的笔法作画，而洁白、平滑、柔软和有吸收力的宣纸正适宜“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另外，虽然丝织品也具有纸张的一些特性，但其价值高昂。此外，用泼、破等墨色深浅法达成的色调效果，也只能用于宣纸，却难于用于丝织品。

2）墨砚

墨的正式出现，最早是在西周时期。汉代以后，则多用松枝或桐油燃烧后的烟制墨。由于制作原料不同，墨可分为三种：松烟墨，采用松木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其质细色润、无光泽、香气防腐、研无声。油烟墨，用桐油、菜籽油或其他植物油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色泽黑润、渗透力强、耐水性强、不褪色。油松墨，即松烟和油烟混合制成的墨，色浓又有光泽。好墨有四个条件：色墨、烟油、胶轻、声清。色墨指纸上的墨色要沉静有神采，以墨色黝黑而发紫光的最好。宋代晁以道在其《墨经》中说：“凡墨色，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烟油指烟无杂质，质地坚细，磨出的墨颗粒细洁，被磨的横断面犹如镜面，绝无砂眼。胶轻指墨中胶成分要少，墨身浸在水中四边平正，不变形，不胀裂。声清指研磨时声音清而细微，敲时声音清脆而不粗浊。

用墨之前，先需研墨。研墨要有耐心，按顺时针方向，墨锭保持垂直、移动平正，重按缓磨，用力均匀，疾徐有节，忌急于求成。整个研磨过程，就是一个书画的运思过程。古人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在研墨时，一来构思运筹帷幄，二来凝神养性修身。

在国画艺术中，以墨代彩，所谓“墨分五色”，就是和水研墨为汁，出现不同的墨色和层次，表现水墨变化。历代文人对水墨情有独钟，王维在《山水诀》中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洽云：“泼墨成山水，烟云惨淡，脱去笔墨町畦。”宋代米芾、米友仁提出“墨戏”。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话“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道出了文人以墨代彩，追求水墨的文化心理是“意”所驱使。所以，文人对水墨变化的热爱是追求雅逸文化心理的具体呈现。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似乎总是工具性的功能多一点，但在喜好浪漫的古人眼里，文明的传承、文化的灿烂，都离不开那一方小小的砚台。也就是在这么一点点空间里，我们的祖先赋予了它艺术、历史、文化、收藏等诸多价值。砚台有着刚健的质地，却又不失温软柔润，正好似既有铮铮铁骨、又不失谦谦君子之风的文人墨客，受到千古钟爱也是自然的了。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中国历史上砚台的品种很多，因制砚的材料不同而出现各种名贵的砚台。其中最名贵的是端砚、歙砚、兆砚、澄泥砚，被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名砚”。

文人以文为业，以笔墨为生涯，故又常把砚石比作笔耕之地，称为砚田。一方砚，天下多少文章书画从此而出。宋代《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砚不仅为文人书画喜用，而且也反映出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应，使访砚、藏砚、赏砚、刻砚，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宋代文人视砚为“文玩”。“吾砚平生极自珍，涂云抹月发清新。临归携就西湖洗，不受东华一点尘。”又是“涂云”，又是“抹月”，还要用西湖之水来清洗，如此备受珍爱的宝物原来竟是貌不惊人的砚台。这一首宋代诗人刘克庄的《题砚》诗，可谓道尽了中国文人的爱砚之情。

南唐后主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曾写下了《虞美人》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他对砚台的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曾派专人为皇家寻访搜罗各式佳砚，并专门设立砚务官，为宫廷制砚。传说李煜最珍爱的是一方青绿晕石奇砚，此砚颜色青绿，润如秋月，砚池中的水常年不干。宋太祖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将李煜俘往汴京之时，这位南唐后主身边除了这方砚台什么都没有带。成为亡国之主的那段岁月里，李煜就是用这方砚台磨墨润笔，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绝妙好词。其中，堪称绝命词的《虞美人》更是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句，将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愁思一语道尽。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他一生爱砚成痴，常常抱着砚台入睡。一次宋徽宗慕名请米芾进宫写一幅字，并将御用的文房四宝借给他用。米芾写完了字，对着御砚看了半天，一把把它抱在怀里，也不顾墨汁沾了一脸一身，跪地对皇帝说：“此砚已为臣玷污，不复为皇上所用。”宋徽宗看着以疯癫和爱砚出名的米芾，不禁哑然失笑，很慷慨地把御砚送给了他。米芾为此兴奋不已，当场便手舞足蹈起来。

敬惜书具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启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带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题跋·子弟诫》中说：“吉蠲笔墨，如澡身浴德；揩试几研，如改过迁善。败笔涴墨，瘝北子职。书几书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临深战战。”大意是说，爱惜笔墨，要像保持身体的清洁或品德的高尚一样。收拾书桌研台，要像改过向善那样，一要彻底，二要完美。把笔弄坏或墨污了什么地方，便是一种失职。搞脏了书案书研，就如同弄脏了自己的面目那样难堪。所以，希望弟子们千万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

笔墨纸砚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制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等等。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代表着身份以及代表着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不同于宗教偶像的是，笔墨纸砚没有神灵的那种威压，它们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们尽可与之亲狎，嬉笑怒骂，庄谐皆宜。人们对它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们珍爱书具，实质上是珍爱自己。笔墨纸砚有许多奇闻轶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趣、理想和襟怀，从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