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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口若悬河演讲辩论中的唇枪舌剑（第6页）

英国代表是外相柯尊，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是名震世界的外交家。而土耳其的代表伊斯美，不仅身材矮小，耳朵还有些聋，别说在国际上，甚至在国内都默默无闻。

在谈判桌上，柯尊非常轻视伊斯美，因此态度十分傲慢、嚣张，当然英国的其他代表也盛气凌人。但是，伊斯美态度从容、气定神闲、毫无惧色，特别是他的聋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换句话说，凡是对土耳其有利的发言，他全听到了；凡是对土耳其不利的话，他则全没听见。

正当伊斯美提出维护土耳其权利的条件时，柯尊大发雷霆、挥拳吼叫、咆哮如雷，甚至不断恫吓、威胁伊斯美，而其他各国代表也气势汹汹地围着伊斯美。但是，伊斯美却恍若未闻，直到柯尊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完了，他才不慌不忙地张开右手，然后靠在身边，同时将身子转向柯尊，十分温和地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还没听清楚呢！”气得柯尊等人直翻白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由于伊斯美巧妙地利用自己聋耳的缺陷，既不与各国代表正面交锋，也不以犀利言词交相论辩，只是装聋作哑地大玩心理战，并且始终坚持维护土耳其的利益。经过3个月的努力后，土耳其终于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

抓紧对方的小辫子

辩论是一场智慧与技巧的较量，在辩论的过程中，辩手一旦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就等于看到了对方的破绽，以此要挟对手，必能置对方于“死地”。

心理学家A是日本某电视台“人生问题”节目主持人。一次，一位有夫之妇M向他提及自己的烦恼：丈夫每日都晚归，似乎在外有风流之事，不知有何对策。她最后说：“只有丈夫才可以在外胡来，实在令人气炸肺……”

A立刻逮住了这句话，问她：“您刚才说的‘只有丈夫’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M夫人答道：“我的意思是，大伙都说，风流是男人的本性，我觉得这是古时候的观念。”

A紧接着追问：“您说是古时候的观念，照您的意思，是说现代女性也可以风流了吗？”

M夫人立即辩解道：“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不是风流是对是错的问题，而是他瞒着我在外风流，这才是令人生气的事。”

A又穷追不舍：“这么说，只要不瞒您，您就允许吗？您的意思是既然丈夫可以风流，做太太的也可以风流，是不是？”

据说，M夫人勉强承认自己有这种意思——可能的话，她也想风流。A就是这样逮住对方话柄，步步紧逼，逐层追问，从而套出了M夫人潜在的欲望。这一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如何逮住话柄进攻对方。

在辩论中，只要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就等于抓住了胜利的希望。

情中寓理，更相交替

要想在论辩中取得成功，必须做到情与理的密切结合，综合运用、交替转化。没有情感的配合，只是说些抽象的道理，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及共鸣，难以使人折服。但是，也不能由此反客为主，认为辩论中只要诉诸情感就够了，不需要有理性的参与。毕竟论辩的目的在于真理的探索和追求，最终决定论辩成功与否的关键仍在于理而不是情。情是感性的、具体的、生动感人的，但情感较难深刻揭示事情的本质，它的主要作用是打动人。因此，情感有待上升到理性，以逻辑的力量、论理的形式揭示事情的本质。当然，理也需要情来配合帮助。

所以，最好的论辩应该是情中寓理，二者密切配合，交替转化。

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当时美国一些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却主张与英国妥协，致使英国殖民者更加猖狂，甚至调集大批军舰，企图用武力镇压北美人民的反抗。就在这决定美国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著名的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3月23日在维吉尼亚州议会上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妥协，号召人民用武力反抗英国殖民者。

听过几位妥协主义者发言之后，亨利没有针锋相对地痛斥妥协投降主义，反而称赞了他们的“才干和爱国之心”，他心平气和地提及“国家正处在兴败存亡之际，而各人有各人的见地”，自己的发言并不是“对先生们不恭”，“我们的论辩应该允许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得到真理，才可能对上帝和祖国尽神圣的职责。”他的这种手法，实际上是先动之以情，缓解对方和听众对自己的反抗情绪。但是亨利深深明白，光靠感情诉求，是不能够使武装反抗的口号和方针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还需要说理的配合，要以充分的论据，说明英国殖民者的目的，驳斥投降派的论调。下面是亨利把强烈的感情和严密的逻辑互相配合、交替使用的一次有名的论辩：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未来。既然要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我倒希望知道，10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中有哪一点足以证明各位先生用以安慰自己及各位代表的和平希望呢？难道就是最近我们请愿时所露出的阴险微笑吗？不要相信它，各位先生，那是在你们脚下挖的陷阱。不要让人家的亲吻把你们给出卖了。请诸位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善微笑与如此大规模的海陆战争准备是否相称。难道舰艇和军队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对战争调停的必要手段吗？……我要向主张和解的先生们请教，这些战争的部署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其目的不在于迫使我们屈服，那么有哪位先生能指出其动机何在呢？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有哪些对手值得大不列颠征集如此规模的海陆军队？不!各位先生，没有其他对手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来的。

“有人说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不能与如此强大的敌人抗衡。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呢？是下周？还是明年？还是等到我们完全被缴械，家家户户都驻扎着英国兵的时候？难道我们就这样高枕无忧，紧抱着虚无缥缈的和平幻想不放，直到敌人把我们的手脚都束缚起来的时候，才能获得有效的防御手段吗？”

在态度严峻、言辞激烈的说理之后，亨利又更加运用丰富的感情，增强自己论辩的感人力量。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发出震撼人心、动人心弦的呼喊，把已经煽动起来的听众情绪一下子推向了**：

在这里，亨利十分注意情中寓理，他通过分析说理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论辩不仅没有激怒那些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人们，还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使全场响起了“拿起武器”的呼喊声。主张妥协投降的人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亨利“情中寓理”的论辩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论辩贵在随机应变

辨论，实质上是一场语言的较量，同一句话，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解释，会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辩论者要抓住契机，在不同的情境中随机应变，以免被对手的问题所难。

清朝乾隆年间，宁波天童寺有个和尚名圆智，能言善辩，远近闻名。

有一次，乾隆皇帝只身微服南下，来到宁波后，便独往天童寺来。圆智闻知此事，马上下到山脚，笑迎乾隆皇帝，并合十躬身轻声道：“小僧天童寺住持圆智接驾来迟，万岁恕罪。”

乾隆听说此人就是有名的善言和尚圆智，想先给他一个“下马威”，便把面孔一板，厉声问道：“你既知朕躬到此，为何不率众僧，大开山门，跪接圣驾？你这轻轻一揖，莫非有意亵渎圣躬？该当何罪？”

圆智不慌不忙地说：“小僧岂敢亵渎圣躬，只因这次圣上南巡，乃是微服私访。小僧要劳师动众，惟恐引起游人瞩目，有碍圣上安康，故独自一人在此恭候。”

乾隆听他说得合情合理，只好说：“恕你无罪，前面带路便是。”一路上，乾隆又道：“大和尚，今日朕躬上山，你能不能拿我作个比方？”

圆智闻言，暗自思忖：“这可不好比。要是比得不好，全部都得遭殃。”但他忽然脑子一转，笑着说：“万岁爷上山，可有一比：好比佛爷带你登天，一步还比一步高。”乾隆一听，心里不大是滋味：圆智自比佛爷，占了自己的上风，但又无可指责，只好暂时作罢。

两人来到天王殿，只见弥勒佛喜眉笑眼地迎面而坐，乾隆的点子来了，便指着弥勒佛问圆智：“请问大和尚，他为何而笑？”

圆智答道：“启禀圣上：他是在笑贫僧命运乖蹇，身入空门，终日青灯木鱼，碌碌无为。”

乾隆一听，心中暗喜：这下子给我抓住把柄了，又问道：“他也在对我笑，照你所言，他也在笑我碌碌无为了。”

乾隆离寺时，圆智送他下山。走到半山腰，乾隆想起上山之比，想再难一下圆智，便说：“我上山时，你说我一步还比一步高，现在我正在下山，你又该怎么说呢？”说完，得意地看着圆智，谁知圆智稍思片刻，即从容答道：“如今好比如来佛带万岁下山，后头更比前头高啊!”

“啊!”乾隆一听，目瞪口呆。

在这里，圆智面对乾隆皇帝的“下马威”，过关斩将，应对自如，除了他才思敏捷之外，也与他善于根据需要变换角度而随机应变有直接的关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辩论中也一样，对同一个问题，选取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从一个角度说不圆的事理，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能把它说得令人信服、满意。这完全在于辩论者的灵活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