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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创与守（第2页）

皇太后就想让成王朱祁钰即皇帝位，她派遣太监金英传旨：“皇太子年幼，成王应该早点即皇位以安国家。”但成王心存疑虑，恐怕将来要承担什么罪名，再三辞让。文武群臣忧心忡忡，交替上表劝成王以社稷为重，早日登基，成王仍犹豫不定。紧要关头，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来见成王，劝谏道：“国家有难，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群臣请大王即位，绝非因为出于私情，而是考虑社稷的安危，希望不要再推辞了。”成王被于谦的话所打动，同时又接到太后的命令，便即位做了皇帝，是为明景帝。

虽然大明拥立了新的皇帝，但英宗还在瓦剌人的手里，蛮族的兵马也未退去，国家外部仍然危机四伏。果然过了不久，瓦剌王也先就遣使送来一封傲慢不恭的书信，大肆诋毁大明王朝。于谦听说后，马上觐见景帝，说：“敌寇野心勃勃，不肯善罢甘休，必然会**，妄图灭我大明，不可不早做防御之计。近来各营精锐全部随从出征，所剩无几，应该急速招募兵马；京师九门，也应该都督统领。通州仓库的粮食，不能丢弃资敌，可令在职官员和将士前往统一支领，以月俸数额为准，这样才能解决粮食和官员的俸禄问题。”景帝听后十分赞许于谦的主张，觉得切实可行，立即派人按照于谦的奏报，去一一实施了。

景泰元年（1450）十月，也先挟持英宗，攻破紫金关，明军守将战死，也先随即麾师入关，直指北京城。顿时，朝廷内外一片慌乱，人心思走，毫无斗志。于谦大义凛然，指责大臣们不能竭心尽力的京师，语气和用词都十分强硬。受到于谦的鼓舞，朝臣们才坚定了固守京师的决心。于是，出榜告谕全城，誓死保卫北京城。于谦得知也先军已逼近长城关口时，考虑到各处粮食数以万计，担心运不走会落入敌手，便忙派人前去烧毁，然后再奏报皇上。有人劝于谦待皇帝批准后烧毁也不迟，于谦却说：“敌军就在眼前，若稍有迟缓，他们将据为己有，这就像送给盗贼一样。你不知道宋朝时牟冈军粮不能及时运出全都为敌人所用的事吗?”大家都觉得于谦的话有理，就照办了。也先的军队包围了京师，形势万分危急，面对强敌，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开敌军的锋芒，再伺机反攻。

于谦却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呢?不如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使敌军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攻城。”于是，他分别派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关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一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部署已定，于谦传令驻守九门的将士：“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奋勇当先。于谦本人也戴盔披甲，亲临第一线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

在保卫德胜门的战斗中，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房子里，然后派数骑诱敌，当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里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火器齐发，杀得瓦剌军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也先一看硬攻不成，心生一计，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马上就吵着要与瓦剌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受其蒙蔽，认为应迎回英宗，倾向妥协。于谦却识破了也先的阴谋，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方索要财物，决不能上当！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能以小失大。”正是在于谦的极力劝阻下，也先的诡计才落空。

于谦还经常派人到边镇督促防务，告诫将帅们切勿麻痹大意，给敌军以可乘之机，他还选派得力的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在于谦的指挥和整顿下，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抵御住了也先的多次侵扰。久攻不下，也先的军队士气低落，厌战情绪上涨，于谦看时机已到，准备反击了。他先探明太上皇已被转移到远处，便命石亨等在夜间点火，用大炮接连轰击也先军营，然后率骑兵出击，灭敌万余人。也先挟持太上皇，仓皇向北逃窜。历时一个月的北京保卫战，终于获得了胜利。明景帝为了表彰于谦的功绩，加封他为少保、总督军务，但于谦不居功自傲，坚决要辞掉官爵，后在景帝的严命下，才勉强接受。

于谦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不顾及自己的安危，而是一心保家卫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身处危急时刻方能显现出一个人真正的精神品格。不畏惧时事的艰险，依然挺身而出才是大风度。他的一首著名的诗《石灰吟》，也正反应出他的高尚品格：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创业需要智勇双全，守业更需要的是德。事业在品德高尚人的手中能够成就高尚的事业，而在品德败坏者的手中就会成为害己害人的“阴谋”。

于谦因其高尚品格保卫了祖国，保卫了大明王朝。这也就警示我们不论是我们经商成功了，还是从政成功了，还是事业发展了，都要重视德的教育与培养，失德就会失得，失身，甚至于失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因失德而失去一切的不在少数，要引以为戒！

3．创业难，守业更难

有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因为守业与创业，需要的是不同的性格魄力，策略和智能，而在守业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领导层的文化素养。早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太宗曾问过众大臣这样一个问题：“创建帝王的事业，究竟是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战败则降，战胜则王。从这方面来说，创业时比较艰难。”

而魏徵回答道：“帝王创业，一定要在王朝衰落之时才能进行。由于不得人心，天下百姓都盼望它快点覆灭，因而对新兴力量十分支持。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办成大事，并不算难。新帝王一旦取得了天下，就容易骄奢**逸，老百姓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可无休无止的徭役却时时困扰着他们，老百姓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帝王的骄奢还是满足不了，国家的堕落，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守业更难。”

两个明理多智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两个人的话都很正确。房玄龄过去跟着李世民打天下，历经千辛万苦，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徵和李世民一起治理天下，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认为守业困难。

房玄龄和魏徵经历不同，对于创业与守业的认识自然不同。李世民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说：“如今创业的大事已经完成，守业的任务刚刚开始，让我们团结一心，谨慎从事。”他这样说是正确的。时代变了，时代主题也应该改变，这样才能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向前发展。

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的创业与守业的这一问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房玄龄说创业难，而魏徵说守业难。也许魏徵的观点对我们更有现实的教育意义，那就是守业确实要比创业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