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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2页）

他没有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写什么。写“我很好”？是的，他很好。写“我在机械厂做统计员”？是的，他在做。写“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是的，他没有。他不知道把这些事实写在纸上寄给谢尔盖有什么意义。谢尔盖不需要知道这些，他自己也不需要让谢尔盖知道这些。有些信息就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他知道罗斯托夫的夏天比柏林热，这个知识对他毫无用处，因为他不会去罗斯托夫，罗斯托夫的夏天热不热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把明信片留着了。夹在书里。跟那枚三戈比硬币、那张蓝色的糖纸、那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基辅的旧火车票根放在一起。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没有人看得懂的集合。没有主题，没有逻辑，没有意义。只有他知道它们为什么在一起，但他也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它们在一起，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人的同一段生命留下的同一个痕迹。那个人不是今天的他，那个人是昨天的他，是前天的他，是三年前的他，是五年前的他，是七年前的他。那些人还活着，活在他身体的某个角落里，活在那枚硬币的锈迹里，活在这张明信片的字迹里。他们不会消失，因为他不会忘记。他不是故意不忘记的，他只是忘不掉。

一九五七年，米哈伊尔满了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的生日没有庆祝。他自己记得那天是他的生日，因为他翻了一下放在桌上的台历，看到了那个日期。他在食堂多买了一个白面包，就着土豆汤吃了。白面包是甜的，比黑面包软，嚼起来不费劲。他吃得很仔细，把每一口都嚼了很久，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吃完以后他洗了碗，把搪瓷盘子放回碗架上，然后走到厂区后面的空地上站了一会儿。那片空地以前是堆放废料的地方，后来废料被清走了，留下了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草很高，到了他的膝盖，风一吹就倒下去一片，风停了又站起来。他站在那里，什么都不想，看着草被风吹倒又站起来，像一个永远在做俯卧撑的人，不知道累，也不会停。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想起汉斯。

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像春天的草从土里长出来一样，你不需要去种它，它自己就会出来。他在办公室里写报表的时候，偶尔会抬起头看着窗外的杨树，看到树叶在风里翻转，就会想起白杨树。想起白杨树就会想起柏林司令部大楼窗外的那棵，想起那棵就会想起那个路口，想起那个路口就会想起门洞。想起门洞就会想起那个从门洞里走出来的少年。少年的脸已经在他的记忆里变得模糊了，像一张被水泡过的老照片，轮廓还在，但细节已经看不清楚了。汉斯长什么样？颧骨高，嘴唇薄，下巴尖，眼睛是灰蓝色的。这些特征每一个他都记得，但拼在一起，在他脑海里形成的图像却越来越不清晰，像一个焦距没调好的镜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他记住的更多是一种感觉。不是具体的事件，不是说过的话，不是做过的动作。是一种氛围，一种温度，一种气味。地下室里的炉火味，搪瓷缸子里的铁锈味，汉斯头发上那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香，不是臭，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人本身的味道。那个味道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闻到过，以后也没有闻到过。

这种感觉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袭来。比如他洗完脸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上方有一个灯泡，灯泡的光是黄的。黄光打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灰蓝色眼睛照成了一种暖灰色。他会愣一下，因为他想到了另一双眼睛，同一色系但不同温度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几年前的一个地下室里，在一盏煤油灯旁边，看着他，说了三个字。

米哈伊尔。

他不知道汉斯现在在哪里。也许还在柏林，也许已经离开了。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汉斯在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十六岁，现在是一九五七年，他二十二岁了。二十二岁的男人在柏林能有很多种活法，也可以有很多种死法。柏林墙还没有修起来，东西柏林之间还可以自由来往。一个二十二岁的德国青年可以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去找工作、上学、开始新的生活，或者继续在废墟和阴影里做他十六岁时做的事。米哈伊尔不知道，他也不会去打听。打听需要行动，行动需要意愿，他的意愿指向的是遗忘，不是记忆。

但他没有遗忘。

一九五九年，米哈伊尔换了宿舍。

不是他主动换的，是厂里调整住房，把他从双人间调到了单人间。单人间在二楼的走廊尽头，比双人间小一半，但好处是只有他一个人。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扇窗户。窗户朝北，对面是厂区围墙，围墙外面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片小树林。视野不开阔，但安静。没有人打呼噜，没有人翻报纸，没有人磨刀，没有人突然爆发出大笑。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他自己的脚步声、他自己的翻页声。

他花了一个星期天把房间收拾好。床单是新的，浅蓝色的棉布，洗过一次以后缩了一点水，但还是能铺平。被子也是新的，白色的被套，他套被子的时候笨手笨脚的，套了三次才把四个角都对上。他把那本书放在枕头旁边，把铁盒子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把存折放在枕头下面。然后他站在房间的中央，环顾四周。四面白墙，没有挂画，没有贴照片，没有放任何装饰品。这不是他的审美，是他根本想不起来需要这些东西。房间的功能是住人，不是展示人。他住了，就够了。

一九六〇年来了，又走了。一九六一年也来了。

八月的一天，米哈伊尔在厂门口的阅报栏前停下来。他每天都会在这里停一下，不是为了看新闻，是习惯了这条动线上的一个停顿，就像呼吸之间的那个间隙，不需要理由。他抬头看了一眼《真理报》的头版，正准备走，目光被一个标题抓住了。标题不大，在版面的中下部，用的字体跟其他标题一样，没有加粗，没有放大。但内容让他站住了。

“柏林墙修建完成。”

他把那条新闻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新闻的内容很简单：为制止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保障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民主德国政府在与西柏林的边界上修建了隔离墙。墙体全长一百五十五公里，由混凝土和铁丝网构成，设有岗哨和瞭望塔。边境已完全封闭。

米哈伊尔站在阅报栏前，把那几个字看了很久。柏林墙。一百五十五公里。完全封闭。他读了五遍，或者六遍，或者十遍，他不记得了。他只知道那些字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他不想读但读进去了的消息。

柏林墙修好了。

东西柏林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了。

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食堂买的半块黑面包，面包的纸袋被他攥得皱巴巴的，纸袋里的面包屑从袋口漏出来，掉在地上，几只麻雀飞过来啄食，啄了几粒，抬头看看他，又低头啄几粒。他看着那些麻雀，心里想着一个跟他无关的城市里的一堵跟他无关的墙，阻断了一条跟他无关的路，隔开了两个跟他无关的人。跟他无关，跟一切都无关。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站这么久？

他把面包纸袋扔进了垃圾桶，走回了宿舍。他把《真理报》的这条新闻记在心里。他不会去打听汉斯是在墙的哪一边，不会去打听他有没有在那堵墙修好之前离开柏林，不会去打听那张脸现在是什么颜色。他不会打听任何事情。不打听就可以继续活着，继续把每一天活成前一天的样子，继续在仓库的灯光下写那些永远不会写错的数字，继续在食堂的餐桌上吃那些永远不会带来惊喜的食物，继续在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坐着，窗外的杨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落了又绿。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直到他的呼吸停止，直到他的心脏不再跳动，直到他的身体变成一抔灰，被撒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的某一片空地上，或者不被撒。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事情只有一件，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个人在柏林墙的另一边。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墙太高了，探照灯太亮了，岗哨太多了。他过不去。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过去。他想的只是不要忘记。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一九六一年秋天，米哈伊尔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对面的小树林已经全部变成了金黄色，树的叶子还没有开始落，整个树林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美得像一幅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画。他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秋天的风吹进来，凉的，带着树叶的苦味和泥土的腥味，还有远处工厂烟囱里飘出来的淡淡的煤烟味。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本书，翻到了第六十四页。明信片夹在第六十四页和六十五页之间，硬硬的，比书页厚，翻到那里的时候书会自己摊开。

他看着谢尔盖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罗斯托夫的夏天比柏林热多了，但冬天没那么冷”。

柏林。

这个词又来了。它总是在他以为已经忘记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回来，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敲了敲门，不等他答应就进来了。他不想招待它，它也不需要招待。它只是在那里，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在炉火的微光中坐着，不发出声音，像一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大衣，坐在另一张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