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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上一个是谁，米哈伊尔不知道，也没问。

从那天起，米哈伊尔开始了在物资统计科的工作。每天八点到办公室，下午五点离开，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休。他的工作内容是：登记入库的物资，把每一笔物资的数量、规格、来源、日期记录在登记簿上；誊写费奥多罗夫手写的报表，把他那些潦草的、涂改多次的草稿抄成干净整洁的正式文件；把各个仓库报上来的盘点单整理归档，按日期和类别装进文件盒；偶尔还要去仓库里清点实物，核对账目。这些工作不需要动脑子，但需要耐心和仔细，以及不犯错误。米哈伊尔刚好不缺耐心，他仔细的程度也够用，至于不犯错误——没有人能不犯错误，他能做到的是犯了错误以后安静地改过来，不惊动任何人。

费奥多罗夫跟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数字要清楚，别让人猜。”米哈伊尔记住了。他写的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1”是一条竖线，不加勾；“7”中间加一横，不会跟“1”混淆；“0”是一个椭圆，不扁不长。他写字的速度不快，但他不赶时间。办公室里的其他三个人——两个上士和一个中士——有时候会笑他写得太慢，说他在“刻印章”。他没有辩解，只是继续慢慢地写。他交上去的报表从来没有被退回来过，而那两个笑他的人，他们的报表有时候会被费奥多罗夫扔回来，上面画着红圈，圈出那些看不清的数字。

七月的柏林很热，办公室里没有电风扇，窗户开得不大，空气不太流通。午后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米哈伊尔的桌子上，他把表格往旁边挪了挪避开阳光，但阳光会移动，过一会儿又照到了。他不再挪了，把表格放在阳光里写，阳光把纸晒得发烫，钢笔的墨水在纸上干得很快，但不会洇开，这算是一个好处。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费奥多罗夫让他去仓库清点一批新到的罐头。仓库在大楼后面的一个独立建筑里，以前是车库，改建成了仓库。米哈伊尔拿着登记簿走进仓库，一个仓库管理员带他找到了那批罐头——码在木托盘上的铁皮罐头，每箱二十四罐，一共四十箱。他需要一箱一箱地清点，核对入库单上的数字。

他在仓库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清点完罐头以后，他又看了一眼仓库里其他的物资——柴油桶摞成两排，盖着帆布；被服堆在铁架子上，军大衣和棉裤叠得整整齐齐；弹药箱锁在铁笼子里，笼子上挂着锁，钥匙在军械官手里，他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仓库里的气味很复杂，柴油的刺鼻味、帆布的霉味、铁皮的锈味、还有一点从罐头里渗出来的肉汁的咸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只有军用仓库才有的特殊味道。

从仓库出来，米哈伊尔站在楼房的阴影里擦了一把汗。柏林的夏天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湿润，热起来不是干热，是湿热，汗出了以后粘在皮肤上，不蒸发，整个人像被一层薄薄的胶水糊住了。他用手背抹了抹额头，把汗珠甩在地上，地上的碎石被汗珠打湿，颜色深了一块，几秒钟后又干了。

他正准备回办公室，注意到停车场的角落里有一个人。

不是苏军的人。一个德国人，男人，四五十岁，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灰色夹克，头发花白，稀稀疏疏的，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他蹲在停车场的围栏外面，面前摆了一小堆东西——几颗苹果，两根黄瓜，一块脏兮兮的布上面放着几个鸡蛋。他看见米哈伊尔从仓库出来，目光立刻跟了上来，眼睛里有一种很专业的期待，像在市场里蹲了一整天终于等到有人路过的那种期待。米哈伊尔看了他一眼，没有走过去，转身回了大楼。

他后来知道，司令部周围经常有德国人在摆摊。他们不能进院子，就在围栏外面摆，卖的是自家园子里种的菜、树上的水果、或者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旧货。苏军的士兵偶尔会去买，因为价格便宜，而且用卢布就能买，不需要马克。米哈伊尔去过一次，买了两根黄瓜，黄瓜很新鲜，顶花带刺，咬一口嘎嘣脆，水分很足。卖黄瓜的德国老太太不会说俄语，用一只手比划着告诉他多少钱，他从口袋里掏出硬币放在她手心里，她数了数，点了点头。

这是他第一次跟德国人做交易。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就是一笔交易。他拿黄瓜，她拿钱，谁也不欠谁。这种方式他很喜欢——简单，直接，没有多余的东西。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个接一个，没什么区别。早上起床，整理内务，早操，早饭，上班，午饭，上班，下班，晚饭，自由活动，熄灯。米哈伊尔对这种重复感到了某种满足，就像一个齿轮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齿槽，不松不紧，转起来不费力。

八月过去，九月来了。柏林的秋天比乌克兰来得早，九月下旬树叶就开始黄了。办公室窗外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从绿色变成黄绿色，再从黄绿色变成纯黄色，最后变成一种接近透明的淡金色，风一吹就掉，落到地上发出干燥的沙沙声。米哈伊尔有时候会在午休的时候站在窗前看那棵树，看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不急不慢的，每一片掉下来的时间都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打着旋，有的直直地往下坠，像一个个做了不同决定的人。

十月的一个傍晚，晚饭后他一个人在营区里散步。不是特意散步，是吃完饭以后不想马上回宿舍，想在室外多待一会儿。十月的傍晚已经很凉了，他穿了军上衣，但没穿外套，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营区里有一小片空地，空地上长着杂草，杂草已经枯了，踩上去沙沙响。空地的尽头是一道铁丝网围栏，围栏外面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片废墟。

他站在空地上，看着对面那片废墟。废墟是一个已经倒塌了的三层楼房，楼板塌下来，斜靠在残存的墙壁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那个三角形的空间里似乎有光——不是灯光，是火光，很小很小的一点，像萤火虫的尾巴。他盯着那点火光看了一会儿，火光稳定地亮着不熄灭，应该是一根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有人在废墟里住着。是谁？不知道。也许是德国人，也许是流浪汉，也许是一个像他以前一样的、没有地方可去的人。

他把目光从那点火光上移开，转身走了。

米哈伊尔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天来得不算突然。十一月中旬，气温开始明显下降，早上起来的时候草地上有一层白霜。营房里有暖气，但暖气只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段开放——早上六点到八点，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其他时间暖气片是凉的，房间里温度不高，但比外面强多了，至少门窗关严实以后风灌不进来。

十二月的柏林开始下雪。不是列宁格勒那种能把人活活冻死的暴雪，是那种细细的、密密的、安安静静下了一整夜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的雪，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米哈伊尔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地上覆盖着洁白的雪，没有任何脚印，他是第一个踩上去的人。他踩得很轻，尽量不破坏雪的平整，但踩过的脚印还是留下了，一个接一个，像一串省略号。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米哈伊尔上街去买东西。不是去服务社——服务社的东西贵，而且很多德国商店已经开始接受苏联军人用卢布消费了。他去了街上的一家小杂货店，店面不大，门面刷着蓝色的油漆，油漆已经开始剥落了。店里的货架上摆着一些生活用品——火柴、蜡烛、肥皂、洗衣粉、针线包、手套、帽子、围巾。米哈伊尔买了一盒火柴、一块肥皂和一双黑色的羊毛手套。手套很厚，戴上去手指头分不开，但很暖和。

他从杂货店出来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雪还在下，雪花不大，落在他的睫毛上，一眨眼就化了。他把手套戴上，把手插进口袋里，踩着雪往回走。走了大约五十米，他站在一个路口等一辆苏军卡车过去，这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个身影。

那个身影从路边的一栋建筑的门洞里钻了出来。

是个少年。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明显是成人的衣服，袖子长出一大截，他挽了好几道，露出一双手。头上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站在门洞的阴影里，看着米哈伊尔，没有走过来。

米哈伊尔看着路口，卡车过去了，但他没有立刻过马路。他转过头，看向了门洞里的那个少年。少年的眼睛是浅色的，在围巾和门洞的阴影中显得很亮，像两块被擦干净的玻璃片。

少年开口了。说的是俄语，发音不太准，但能听懂。

“同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