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里,他听见他爸从窗边走回来,椅子响了一声,然后是他爸上床的动静。铁床的弹簧嘎吱嘎吱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
米哈伊尔的脚还是冷的。热水袋早就凉了,他把脚缩回来,缩进被窝的最深处,缩成一个球。他的脚趾头碰在一起,凉的碰凉的,还是凉的。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在操场上看到的那个报纸做的足球。球滚的时候不是圆的,是椭圆的,歪歪扭扭的,但那些追着球跑的人不在乎。他们跑得很认真,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他想着那个歪歪扭扭的球,慢慢睡着了。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走廊两边全是门,但每个门都是关着的。他走到一扇门前,想推开,推不动。又走到下一扇门前,还是推不动。他一直走一直走,走廊没有尽头,门也没有尽头。他走累了,停下来,蹲在走廊中间,把脸埋在膝盖里。
然后他醒了。
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枕头上画了一条细长的光带。他伸出手指戳了戳那条光带,手指上沾了一点暖意。他侧过身,看了看他爸睡的位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被子上面——他爸已经出门了。
他妈在走廊里捅炉子,炉灰扬起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米哈伊尔从床上爬起来,套上毛衣和棉裤,走到走廊里。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壶嘴发出细细的口哨声。
“洗脸,”他妈头也没抬地说,“洗完过来吃早饭。”
米哈伊尔去水房接了半盆水,把脸埋进去。水是凉的,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回到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两片面包和一小碗猪油渣。猪油渣是昨天熬猪油剩下的,炸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嘎嘣脆,满嘴的油香。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一般是过年才有的。
“今天怎么有油渣?”米哈伊尔问。
他妈没回答,把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说:“你爸昨晚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点。”
米哈伊尔咬了一口油渣,没再问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来,照在社会主义大街的碎石子路上,照在十七号楼的灰浆墙皮上,照在米哈伊尔碗里的猪油渣上。电车的集电杆在电线上划出蓝色的火星,火车从城外的铁道线上轰隆轰隆地开过去,走廊里的炉子烧得正旺,水壶的盖子一上一下地跳动,像一个人的心脏。
米哈伊尔吃完早饭,背上书包,走出门。
他不知道这一天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他不可能知道。他只是一个七岁的男孩,穿一双补了三次的橡胶套鞋,裤腿用麻绳扎着,书包里装着一个黑面包和一根腌黄瓜。他走在鹅卵石路上,脚底的触感跟昨天一模一样。
学校的大门开着。列宁的浮雕上又落了一层新的灰。
他走进教室,坐到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把书包塞进桌斗里,拿出铅笔和练习本。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罗曼诺娃老师的脚步声。她走进教室,把那摞本子放到讲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同学们,翻开课本第三十七页。”
米哈伊尔翻开课本。第三十七页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个农民赶着一匹马在耕地。马是白色的,农民戴着草帽,远处的天空有云。他把铅笔握在手里,笔尖抵在练习本上,准备记笔记。
他什么都没记。
他看着那幅插画,看了很久。那匹马的眼睛画得很大,大得不像是真的。马的眼睛应该是黑的,插画里涂成了黑色,但是涂出了格子,黑颜色洇到了旁边的田垄上,看起来像马在流泪。
米哈伊尔把铅笔尖折断了。他低头一看,笔尖断了一小截,掉在练习本上,像一粒黑色的米。他把那截笔尖捡起来,放在桌角,然后把铅笔叼在嘴里,用牙齿把断口咬平,重新露出了铅芯。
他继续看那匹马。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点。麻雀从一根电线跳到另一根电线上。罗曼诺娃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句子。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七岁,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看着课本第三十七页上的一匹马。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哪些地方,不知道柏林是什么,不知道列宁格勒的冬天有多冷,不知道一个叫瓦西里的人会在铸造厂大街的垃圾堆旁冻死,不知道一个叫汉斯的少年会在十六岁那年的雪地里拦住一个穿苏军大衣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中午的时候,他会把书包里的黑面包拿出来,掰成两半,一半现在就吃,一半留着下午吃。
腌黄瓜的汁水已经渗进了面包里,面包变得又咸又湿。
他咬了一口。
不好吃,也不难吃。
是食物。
这一口一口的食物,会把一个人从七岁送到二十七岁,送到三十七岁,送到他该去的地方。至于那些地方是哪里,现在的他不会想,将来的他也不一定会想。
窗外的麻雀飞走了。电线空荡荡的,在风里轻轻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