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空荡荡的屋子。折叠桌上没有摊开的英语卷子,没有炭笔,没有速写本。床上内侧的枕头还在,但上面没有人。窗台上那个空花盆还在,她把它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往旁边挪了几厘米。那几厘米的距离,像刚刚失去牙齿的牙床。
她坐到折叠桌前打开电脑。屏幕上是没翻译完的合同。她把手指放在键盘上,但没有打字。
手机响了。是张支羽的电话。
“姐姐,我到北京了。火车站好大,我差点迷路。”
“注意安全。”
“姐姐,你在干嘛?”
“做翻译。”
“你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烤红薯。”
“八月吃烤红薯?姐姐,你是不是又在凑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张支羽的声音变轻了:“姐姐,你是不是想我了?”
白真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她的目光顺着那条裂缝走,走过天花板,走过墙壁,走过窗户,走过整座城市,走到了北京。
“嗯。”她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张支羽说:“姐姐,我也想你。”
四
九月,白真一个人生活。
她的生活恢复了以前的节奏——早上七点出门,走路到仓库,搬纸箱、扫码、入库、打包。晚上下班走路回家,煮一碗面条,然后做翻译到十一点。周末去超市,去海边散步。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她走路时身边少了一个人,煮面条不用再煮两份,做翻译时旁边没有人在念英语单词。她的生活像是被人拿走了一块拼图,中间有一个洞。那个洞的形状是一个人的轮廓——瘦削的,肩膀微微佝偻的,耳朵上别着炭笔的。
张支羽每周打两次电话。他说学校的事——室友、食堂、老师的课。他的素描老师说他“基础一般,但有灵气”。他替刘老师画了天安门,拍照片发过去,刘老师回了一个大哭的表情。他说北京的秋天很美,银杏叶黄了,铺了一地。
白真听着他的声音,像听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她还是能听出那些声音底下的东西——他的疲惫,他的兴奋,他的坚持。他像一棵被移植到新土壤里的树,根系还没扎稳,但他在努力地活着。
十月的一个傍晚,白真在海边遇到了一个人。
她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去海边散步。秋天的海是深蓝色的,风大了,浪也大了。她站在护栏旁边,看着远处的海面。那艘货轮还在老位置上,纹丝不动。它已经停了很久,久到变成了一道风景。
“你好。”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白真转过身,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黑色休闲西装,戴金属框眼镜。她的身体微微绷紧了——这种警惕是刻在骨头里的。
“你是韩国人吧?”他用韩语说,很流利但带着口音。
白真没有回答。
“别误会,”男人笑了,递上一张名片,“我叫郑俊浩,是星探。在北京的经纪公司工作。今天来出差,在海边看到了你。”
名片上印着“星辰传媒,艺人总监,郑俊浩”。白真看着那张名片,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往下沉。
“你的气质很好,”郑俊浩的目光是专业的、审视的打量,“你做过演员吗?”
“没有。”她的声音冷得像十一月的海水。
“那你有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