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小说

要把人才当成甘蔗（第1页）

要把人才当成甘蔗

如果一个人要租用一块土地，但是他只能租种三年，此后他就不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那么他会怎么做?一般来说，租用土地者都不会在土地的环境保养和土壤质量上进行投入，因为这种投入属于长期见效的行为，等到投入见效了，他的租用期早就过去了，因而对租用者来说，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有利于他人但对自己无益的投入，尽量多地从土地上索取收益，是一个十分直接可行的方案。

这种不顾后果尽量进行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行为，来源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对于这种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马克思称之为对“级差地租Ⅱ”的争夺，即不顾一切疯狂地掠夺土地资源，与土地所有者争夺土地资源所能带来的财富的行为。

在土地租用者与所有者之间。围绕着土地所能带来的额外收入的争夺中，因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所以二者在追加投资和可能收益方面进行了博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无法达成一致，使用者不能长期使用因而不肯追加投资，所有者因为无需使用也不肯进行投资，于是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合作关系，而是互相对抗。

政治行为有时和经济行为有出奇的相似之处。在乱世中，一个王朝虽然拥有当时的统治权，但是因为统治者无法保证自己的国家是否明天就要被他人取而代之，所以，对他而言，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只不过是自己临时驱使的人才而已。而真正可以拥有这些臣子的，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权力，无论谁掌权，谁都可以把这些人才召唤到自己的旗下。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人才的使用上，也有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情况。但不同的是，这个“所有者”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假想事物，而“使用者”却是一个个真实的王朝。因而，围绕着对人才的使用，乱世王朝的统治者们进行着一种“一个人的战争”，自己和自己博弈，尽可能地把人才当成甘蔗一样榨出汁来，而不是给人才磨炼自己，丰富自己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人才的能力受到限制，甚至慢慢失去原有的活力。

“江郎才尽”的故事，正是这种统治者掠取“级差地租Ⅱ”的典型行为。

南北朝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替，所以统治者都不大重视培养人才，只是重视使用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才没有机会去充实自己，只能为统治者服务，直到自己失去利用价值为止。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文人江淹。早年就因为擅长做文章而声名鹊起，佳作迭出。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几个王朝的统治者重视，作为他们的御用文人召至帐下。可是这位才思敏捷的“江郎”，到晚年却才思微退，时人称为“江郎才尽”。

关于“江郎才尽”的故事，还有两段十分离奇的传说。据说是江淹本人曾做过的两个梦。

第一次做梦是他从宣城太守任上被罢免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停船在禅灵寺，夜里梦见一个自称张景阳的人，对江淹说：“以前我送给你一匹锦缎，现在该到还我的时候了。”江淹遂从怀中抽出几尺锦缎。那人很生气，说他把锦缎剪裁得快完了。正在埋怨，看见丘迟（当时的另一位著名文人）站在旁边，张景阳便对丘迟说：“剩下这几尺，也做不成什么了，就送给你吧。”

第二次，江淹住在冶亭，又梦见一人，自称郭璞（两晋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对江淹说：“我的笔在你那里多年，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江淹随即向怀中一摸，竟真的有一枝五彩笔，也只好归还郭璞。

据说，这两个梦做过之后，江淹就真的才思衰退，写不出好的文章来了。但是这些说法毕竟过于荒诞，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传言、传说，而不是真实的事情。而且，江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怎么会因为做了两个荒诞的梦之后，平白无故地就“才尽”了呢?

实际上，那两个梦，只不过是江淹自我解嘲或者后人猎奇心理作怪，制造出来的奇谈而已。江淹后来写不出漂亮的文章，并不是做梦之后产生了什么心理障碍，而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们无度开发这位文人的智力资源，才造成了他创作的枯竭。

在刘宋王朝担任军事将领，后来成为南齐王朝开国君主的萧道成逐步掌握刘宋王朝的大权后，非常喜欢江淹的文才，把他收到自己麾下。此后萧道成建立齐王朝，江淹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可惜萧道成死后，齐王朝连出几个暴君，只用了二十三年就把个短命的小朝廷折腾垮了。其间江淹仕途坎坷，屡受磨难。

到了南齐政局混乱之后，政权又落入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在梁武帝起事时，江淹及时投靠。在梁朝的官职由相国右长史到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再到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直到去世。仕途一帆风顺，再没有经历什么风浪。

综观江淹的一生，其佳作名篇频出之时，正是他潦倒失意之日；到他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之后，养尊处优、安富尊荣，反而是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其中原由，令人深思。而实际上，他一生中，除了出名之前曾经辛勤学习、刻苦写作，并且在失意时把情怀寄托在文章上之外，其他的时间，尤其是被重用，被当做御用文人的时间里，他所做的就是起草各种官样文章，或者参加各种宴会、交游，没有什么时间去充实自己，反省自己的写作，这样一来，久而久之，他就像一根被榨干了汁液的甘蔗一样，才华被统治者用尽了。所谓梦到前代文人“讨锦”、“索笔”，若非后人秉承“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原则，在为他做传时编个故事给他个台阶下，定是他自己编出来自我解嘲的吧。

与此相比，在一个相对稳定，统治相对长久的王朝里，对人才的使用，就相对不那么急功近利了。北宋的时候，宋仁宗在位时，苏轼考中了进士，但是宋仁宗并没有马上任命他做什么重要的宫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官员升迁方面有一定的制度；另一方面，就像宋神宗继位之后，皇太后对神宗所说的，当初仁宗皇帝没有重用苏轼，就是为了让苏轼到各地游历，增加人生和政治阅历，为后来的皇帝做宰相。从下图可以看出不同统治者的用人之策，孰优孰劣立判高下。

多个目标中，如何确定哪个是最主要的目标，哪个是次要的，哪个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只要确定了最主要的目标，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让自己投入最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去实现这个目标。

不过，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不受任何影响，一直都坚持着去为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去奋斗。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最主要的目标无法实现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到底是要坚持下去，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信念去继续追求原有的主要目标，还是先退让一步，重新去考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些目标，选择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成为最新的主要目标。

自己来作出选择，这也是一个博弈问题，就像一个人喜欢吃鸡蛋，也喜欢吃牛肉，但是在这两种食物不能同时吃的条件限制下，他就要决定哪一顿饭吃鸡蛋，哪一顿饭吃牛肉。这种选择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比较难操作，许多人在自己的主要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都选择了沉沦、颓废甚至自杀，这就是一个无法重新作出选择的悲剧。对他们来说，失去了人生的主要目标，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再也没有继续奋斗的勇气了。

是否那些不能实现人生的主要目标的人，真的就成为无处容身甚至无法求生的丧家之犬了?就算是丧家之犬，他们能否摆脱困境，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究竟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安排自己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呢?又如何在主要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完成把次要目标转化成主要目标这一过程呢?孔子的经历，就是一个最为形象的写照。从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念，到转而教书授徒，孔子完成了他人生目标的重新选择。

儒家的理想是“立德、立言、立功”，其中，著书立说排在第二位，可见对学说和文章的重视。在一个人要作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时，是入仕建功还是退而讲学，往往成为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王阳明在为官失意之时转而钻研哲学，终于开创了阳明心学一派，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在治学之余，想要治国平天下，结果被李斯陷害而死在狱中，他学说的精要之处也因此而不传。

在治学还是做官两难选择的时期，甘于清贫与寂寞，去专心治学，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流传后世，是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者的志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转而研治学问教授弟子的。孔子是鲁国人，但是在鲁国被奸臣排挤而不得重用。他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希望他们实行周代的仁政，可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忙于争霸根本对孔子的说法不予理会，孔子一时困顿，还曾经在游历的路上几乎丧命。

政治上的失败，生活的贫困，一度让孔子不能自拔。这时，他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收官之时，是重整旗鼓再次从政，还是退而专攻学术，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经过反复的抉择，孔子觉得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失败，完全是社会上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政，所以他决心广收门徒，弘扬自己的学说，以期日后能够有人用来安邦治国。

孔子的时代，周王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缺失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孔子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参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础上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主张用周代的礼仪。”所以编订了《书传》、《礼记》。

孔子曾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继续下去是节奏和谐，声音清晰，连续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就开始订正诗乐，使《雅》、《颂》都恢复了原来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