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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之间的争斗与融合（第2页）

但东汉的北部边境并没有因为北匈奴的溃败和西迁而安宁，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很快填补了匈奴留下的空白，成为蒙古高原的新主人，他们与汉朝的冲突也随之开始。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范围而已。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所致，这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一度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之外。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的迁移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但在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必定会扩大。一般说来，要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条件或有了充分的安全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尽管北方还有大片处女地，但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至前2世纪开始，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方的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由于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难，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的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性地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食品、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后，就再也无法断绝。当茶叶传入牧业民族以后，也很快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牧区不能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开设的“关市”和“互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甚至不可或缺。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这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在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汉文帝时一位宦官中行说在出使匈奴时投降，他留在匈奴后，对双方的情况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代表匈奴与汉使做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道：“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制度太烦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通过耕地栽桑获得粮食和衣服，修筑城墙作为防卫，所以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的话虽不无强词夺理之嫌，却比汉使更加理直气壮，他懂得了站在汉人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适应了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匈奴的条件。可惜当时懂得这样的道理的人太少了，特别是在汉朝方面。

中行说也明白匈奴文化的弱点：他们也要追求物质享受，但本地的产品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汉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向单于建议，将来自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用；将汉地运来的食品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从而防止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中行说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匈奴人，他的建议自然是徒劳的。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匈奴入侵汉朝，在边境杀掠，当然是侵略，是非正义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汉朝防卫自己的边界完全是正义的，适当予以回击，以保证边界不受侵犯，也有其必要。即使对匈奴的打击超出了防卫的限度，同样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在汉匈之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低，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一般都能变为牧地，匈奴人南下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汉人北上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极限。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而汉朝的军队尽管曾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之外，却无法在那里久驻，更不能将那里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域。因为军队或移民都无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在匈奴人与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后，他们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作战或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

所以，在汉匈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一直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会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遁时，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的损失。在汉朝的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注意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时，他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而且给予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匈奴能享受体面的和平。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政策，并且承认了使者未经授权与匈奴立下的平等盟约，支持呼韩邪返回匈奴故地复国。否则的话，60年的安定是不会出现的。在汉朝400年的历史中，与北方游牧民族保持长达60年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其意义于此可见。

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批匈奴人因被俘或归降而被迁入汉境，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而设置的“属国”中，“因其故俗”，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逐渐融合于汉族。有的还担任汉朝大臣或将领，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碑，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以后金氏繁衍为著名的士族。不过，多数迁入内地的匈奴人都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他们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

东汉时入居塞内的南匈奴，一度有3。4万户、23。73万人，还有很多散居各地的南匈奴人和北匈奴降俘人员未列入统计。长期定居后，匈奴人开始从事农业，以后又渡过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在汾水流域定居。匈奴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已与汉族士人无异；而底层贫民则被作为奴婢，大量掠卖到中原各地。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设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士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以后又迁至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以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为由，自认为刘邦之后，取刘氏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刘曜建立赵（前赵）。

如果说，这些记载可能出于后人的溢美或蓄意“汉化”的话。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渊即汉王位时发布的文告，这是不可能作假的：

昔我太祖高皇帝（汉高祖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义，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周朝）。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汉献帝）委弃万国，昭烈（刘备）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不悔祸，后帝（刘禅）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完全是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一副为祖宗报仇，兴复汉室的姿态。刘渊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当然，刘渊这样做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显然已为本族所普遍接受，至少已为上层人士所认同。

迁入中原的匈奴人和其他各族，最终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明，与华夏（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是当年汉匈双方都想不到的结果，却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值得珍视的光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