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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第1页）

第四十章浪迹天涯

当天晚上，我在白金汉的寓所里，和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庄严的谈话，我们重点讨论了家事变故。我姨婆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当谈完以后，她两手抱肘，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直持续大约两个多小时。在她心浮气燥的时候，就踱来踱去；而她心烦意乱的程度总可从她踱步的时间长短计算。这一次，她心绪非常乱了，所以她把卧室的门打开，使她走的路程变得远一些；我和迪克先生十分安静地坐在炉旁，她就沿着这条已经步量无数次的路线，迈着十分匀称的步子，非常有秩序的走来走出。

迪克先生到他临时居住的地方去睡觉，走了以后，房间里仅剩下我姨婆和我，闲着没事做便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此时，我姨婆已经走得十分疲倦，像平时一样把裙子撩起来，仍然坐在火炉旁边。但是她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在膝盖上握着杯子，而是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把杯子搁在了壁炉搁板上；右手托着左肘，左手小心支撑着下颏，心事重重地看着我。每次当我抬起头来，总能和姨婆的目光相遇。“这会儿我的心情变得很平和，我亲爱的，”她总要微微点一下头，好像告诉我她没事，“只是有点不安和难过!”

我忙于写信，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她那混合剂的那东西还搁在壁炉搁板上，从没有动过，我扣门通知她这一发现时，她开了门，态度变得更加慈爱，但只说了一句“今天晚上我没心情喝了，特洛特。”接着无奈地摇一摇头，径直回卧室去了。

早晨，她看了我写给那两位老小姐的信，并说我写得很好。我把信寄走之后，没有别的事可做，一直等着回信。我怀着这种期待的心情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从博士家里出来回家的时候，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那天非常寒冷，刺骨的东北风刮了大半天。但到了晚上，风势减小，雪也下起来。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一场大雪，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地上积累厚厚的一层。车马行人走在街上，悄然无声，仿佛街道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羽毛似的。

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要抄近路——是要穿过圣马丁胡同。在当时，使胡同因之得名的那个教堂，所占据的位置并没有现在开阔，那条胡同延伸到河滨街。我从教堂柱廊下面的台阶前经过，转弯处与一个女人打了个照面。那女人看了我一眼，穿过那条狭窄的胡同消失了。那张脸似曾相识。那张脸引起了我的联想，触动了我的心事。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身影，只见他把背负的东西放在光滑的雪地上，要整理一下；我看见那个女人和我看见那个男人，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我记得，当时我虽然惊讶，却没有停住脚步，那个男人直起了腰，转身下了台阶，朝我走来。我就和佩戈蒂先生面对面站在一起了!

这时我知道是谁了。那是玛莎。那晚爱弥丽在厨房里给她钱的那个玛莎·恩戴尔。我曾听哈姆说过，就是把沉在海底的所有金银财宝都给了佩戈蒂先生，他也不肯让他的外甥女跟玛莎在一起。

我和佩戈蒂先生热情地握手。乍一见面，我们两人无言以对。

“大卫少爷!”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碰上你，我心里十分高兴了!真是巧遇!真是巧遇!”

“真是巧遇，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本来想在今天晚上去看望你的，少爷，”他说，“我知道你姨婆跟你住在一起，恐怕天太晚了诸多不便，就决定明天一早临走前去看你，少爷。”

“你还要离开?”我说。

“是的，少爷，”他耐心地摇晃着头说，“明天就走。”

“你要去哪?”我问道。

“喔!”他一面抖落他长头发上的雪花，一面说，“我要去找一个地方过夜。”

在那个年头，金十字旅店的马棚所在的场所，一个旁门正对着我们当时站的地方（这家旅店，因为和他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不会忘记）。我把那个门道指给他看，用手挽起他的胳膊，一起走过去。有两三间客房朝向马棚场院；我往房中看了看，炉火很旺，但没有人，就把他带了进去。

在炉火映照下，我看见，他的头发很乱，他的脸也被太阳晒得黧黑。他的须发比以前更显苍白，脸上和额头的皱纹更深，他身上留下了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但是他的样子很健康，像一个目的坚定、勇往直前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疲倦。他抖落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我就是在此时才得出的结论。

“我想跟你说，大卫少爷，”他说——“我都到过什么地方，都听人家说了些什么。虽然并不多；不过，我还是要给你讲一讲。”

我吩咐店家送点热乎乎的东西来。他不想喝烈性的东西，只想喝点麦酒；酒送来了，煨在火上，他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他满脸庄严肃穆的神情，我没敢打扰他。

“当她小时候，”送酒人一走，他就抬起头来说，“她常对我谈起大海，谈起海水变得深蓝、阳光灿烂的那些地方的海岸，说了很多很多。我想可能因为她父亲淹死在海里，她才会想念那些地方。也许是她相信她父亲漂流到了花开四季，阳光灿烂地方。”

“这也许是小孩子的幻想。”我说。

“在她——在她失踪的时候，”佩戈蒂先生说，我也是那样认为，咱们那次去见他的老太太，证实了我的猜测。所以我就越过海峡，到了法国，一上岸我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了。”

“我找到了一位有权有势的绅士，”佩戈蒂先生说，“我告诉他我要去寻找我的外甥女。他替我办妥了一切通行证件——它们都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还要送钱给我，我谢绝了。他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真是感激不尽呀!‘我已经提前给你要去的地方发了信，’他对我说，‘我还要给很多往那条路去的人谈谈你的情况，这样，在你独自远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体谅你，照顾你。’我拙嘴笨腮，把我感激他的心意对他说了，然后走遍了整个法国。”

“就你一个人，而且是步行?”

“大多数是步行，”他回答，“有时候巧遇上赶集的人，就坐他们的大车；碰上驿车空着，就坐驿车。每天要走好几英里地，还和说话听不懂的穷士兵结成了旅伴。”

听他说话的和善口气，我早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每到一个城镇，”他接着说，“找到旅馆，我就在院子里希望遇到懂英语的人（多半总能碰上这么个人）。然后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历，他们就告诉我旅店里住了哪些人。我就等在那里，留心观察当中跟她面貌相近的人。见没有爱弥丽，我就继续前行。渐渐地，我每到一个生疏地方，那里的穷人都知道我。他们都很照顾我，许多女人，有跟爱弥丽年纪相仿的女儿，她们在村外救世主十字架那儿等我，给我同样的待遇。有的女人，她们的女儿死了，这些做妈妈的待我有多好，只有上帝明白!”

门外那个人是玛莎。我看见她那张憔悴的脸，侧耳倾听。我怕他回过头去，同时看见她。

“她们把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小女孩，”佩戈蒂先生说，“抱到我的膝上；你会看见，天黑了，我还坐在她们的门前，好像她们就是我自己的孩子。”

他突然悲不自胜，哽咽起来。我颤抖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谢谢你，少爷，”他说，“不用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