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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第1页）

大学

《大学》作者：宗圣曾子像

《大学》荐介

一、《大学》的作者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作于春秋末年战国时期，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

按传统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在此对曾参其人做简要介绍。曾参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生于公元前505年（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死于公元前436年。

据《宗圣志·世系》记载，曾参的祖先是夏朝时少康子曲烈的后代。曲烈封于鄫（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西南七十里左右）。春秋时代鄫国被莒国所灭，当时鄫世子巫公就逃奔到鲁国来。三代相传下来而到曾点（曾参之父），曾点求学于孔子，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论语·先进》）中，孔子的弟子之一曾皙名点，就是曾参的父亲。曾点之子曾参长大后，也受业于孔子。这样曾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曾子在青壮年时参加过农事劳作。如《说苑·立本》载：“曾子衣弊衣以耕。”《孔子录语·六本》也记有：“曾子耘瓜，误斩其根。”由此可知他不是阔少爷。他的母亲是一位“男耕女织”式的能干人。如《战国策》卷二和《新语》里记载同样一段故事时说，其母在织布时听到别人说曾子在外边杀了人，她深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就“织自若”，而对报信的人不予理会等等。

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肇，曾子的妻子赶集市时怕儿子跟随，就说回来后给他杀猪吃，可是回来后又舍不得杀。可见他的家庭经济生活不太宽裕，还达不到所谓“衣帛食肉”的程度。

《庄子·让王》里还说曾参过的是“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生活。

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曾参曾跟随孔子“游于诸侯”，可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曾参才八岁（孔子五十四岁离鲁，而孔子又比曾参大四十六岁）。由此推测，孔子开始周游时他不可能参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孔子周游的过程中，才参加到孔门的行列中去的。

由于他学习勤奋，所以很快就学有成就。在他父母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养活父母，就到莒国去当了个“得粟三秉”的官职（《韩诗外传》卷一）。之后收徒讲学，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的弟子也有七十多人，而且吴起也是其中的一个（《吕氏春秋·当染》）。

曾参父母死后，他“南游于楚，得尊官焉”（《韩诗外传》卷七），这样说来，他也曾在楚国当过官。弟子日众，名声日著。后来，齐国想迎以为相，楚国想迎以为令尹，晋国想迎以为上卿（《韩诗外传》卷一），可是他一概不就任，而是专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习和传授弟子的教学活动，最后终于成了一位有名的儒学大师。

《大戴礼记》中记载有他的言行，尤以孝著称。他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等主张。

曾参尊崇孔子，修养全面。他重视仁德的修养，在义、利问题上，他也是以孔子重义轻利思想为准绳来处理问题的。他格外重视对人进行“讲信用”的品德教育。曾子的妻子原来答应赶集回来给儿子杀猪吃，可后来又舍不得杀，反而说道：“特与婴儿戏耳。”在此情况下，曾子就斥责妻子的不严肃态度，说：“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斥责完后遂杀猪以兑现前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重视孔子倡导的礼。曾参对儒家提倡的其他道德如谦逊、爱民、安分守己等，也都认真修养。

《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这说明在东汉时他的著作可能还流传于世，并影响着社会。《隋书·经籍志》记有“曾子二卷”，说明隋以后《曾子》的篇章虽有散失，但也有传本。曾子思想的内容是全面而丰富的，而大量资料说明，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孝的思想。因为他主张的仁的思想有时和颜回、闵子骞等并提，如《盐铁论·地广》中称赞曾子时说：“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但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大量地是淹没在孔子、颜回的仁德之中；他的勇的精神自孟子以后，就融化在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浩然正气”之中；他的修养方法的内容，也融合在《大学》之中，而不再单提。而其“孝”的思想，除了闵子骞外，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所以这方面的影响最大。

《战国策·燕策》说：“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吕氏春秋·孝行》引曾子的话说：“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新语》说：“曾子孝于父母……德美重于后世”；《盐铁论·晁错》：“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汉书·贾邹校路传》也说：“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尸子》称赞曾子是“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慎而无咎”。唐代的皮日休在总结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宗圣志》卷七）这方面的材料可说是不胜枚举的。

曾子这方面的言行是突出的，对后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后来的当政者很需要这种思想来帮助他稳定社会秩序。这样，曾子的社会地位和谥号，也就逐步提高起来。

据《后汉书·明帝纪》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这以后，包括曾子在内的孔门弟子，就不断受到官府的祭祀。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封“曾参为太子少保”；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曾参“郕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郕伯为“郕侯”，政和元年（1111年）又改为“武城侯”，咸淳三年（1265年）封为“郕国公”。元代至顺元年（1330），更封为“郕国宗圣公”，至此曾子的谥号达到“圣”的高度。在孔门弟子中只有两位孔门弟子（颜回被封为“复圣”，曾子被封为“宗圣”）获此殊荣。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提高曾参的地位，就是为了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主要是利用他起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当然，要是对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话，也会发现他是有可取之处的。

二、《大学》的本子

《大学》与《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宋代程氏兄弟（程颢、程颐）、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则说，《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为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粲然复明于世”。朱熹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以下简称《语类》）照朱熹看来，《大学》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容纳的“纲领”或“间架”，“他书”、“他经”都可以“填补”进去，都可以“杂说在里许”。这种说法是十分大胆新奇的，在过去是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朱熹所以要这样尊崇《大学》，目的就在用《大学》里的说教，填补封建统治思想的缺漏。

二程、朱熹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朱熹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朱熹又因二程遗说，“复定此本”。其中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既不从程，又不从旧。特别是第五章格物致知事是朱熹补写的，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所谓“补传”之文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由朱熹依照自己的见解撰写，强行补进《大学》的，而名义上则托之“取程子之意”。

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朱熹自以为这样定了章句，就做到了“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二程定章句于前，朱熹又定章句于后，把《大学》的原来次序改变了。不经考订，妄改古书，使之服从于自己学术的要求，这是二程及朱熹的一种蛮横的学风。

《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彼此不同。而朱熹的《大学章句》，则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颐。后来，明朝的王守仁又抬出古本《大学》，显然是要在程朱以外另辟蹊径。清人毛奇龄撰《大学证文》，清代以《四书》取士，考《大学》传本，有注疏本（即古本）、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改本、葛寅亮改本等等。另外，还有又丰坊依托的魏正始石经本、汉熹平石经本，即古注疏本。移掇经文，颠倒次序，各逞私意，乃至如是。清代胡渭作《大学翼真》，亦不能免此。《大学》一书的原本，遭遇如此，在古书里实属罕见。《大学》的作者久已作古，对其章次、内容，不复能有所辩白，就一任后人去摆布吧。真可谓“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此诚“慨乎言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