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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慈母断机誉满乡里（第4页）

在讲《论语·泰伯》的第九章时，先生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所指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

小孟轲“当仁，不让于师”，批评先生读得不对，解的错误。先生反问道：“依你之见，该怎样读，该如何解呢?”

孟轲回答道：“依学生之见，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解作：‘百姓，有本领者，才可以放手让其去做事；尚无本领者，就教育他们，使其知道应该怎么办。’”

孟轲胸有成竹地答道：“依恩师之读与解，孔子便是十足的愚民者；学生之主要根据，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

于是孟轲滔滔如水地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与根据：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平民教育，“移学民间”，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以“仁”为出发点，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化。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无不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本性差不多，其在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主要是教育学习的结果。这是孔子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理论，他收弟子兼收并蓄，不受贵贱、贫富、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且其中大多数出身贫贱之家，如冉耕是奴隶出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仲弓家“无置锥之地”；子路“事亲，尝食藜藿”；原宪“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当然，除了这众多“鄙夫”、“贱人”、“野人”之外，也有少数贵族和富人，如孟懿子、南宫适、冉有、子贡、司马牛等。子贡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孔门弟子除来自齐、鲁两国以外，还有从楚、晋、秦、陈、吴等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之主要的各诸侯国。孔子从“三十而立”开始，一直到七十三岁去世，即使在鲁国从政和访问列国的时候，都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也有的受有不良习染，但经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后来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经商（贾），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著名的贤才，正所谓“弟子三千，七十二圣贤”。这哪里会有推行愚民政策或轻视教育之嫌呢?

听了孟轲的一席话，先生很为之折服，他沉思片刻之后，又提出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语法，如果孔子确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其实，孟轲认为，省略是当时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者说是重要语言习惯之一，在不影响语意的前提下，常常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则”是顺承连词，在这里是被省略了。《论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为政》）“巧言令色，（则）鲜矣仁。”（《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述而》）这些句子中的“则”都被省略了。同样的例子，下列句子就没有省略“则”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之”是“使”的对象，省略者更是比比皆是，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之）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渲染战争的规模，残酷的程度，杀人之多，竟至于“血流漂杵”。先生讲得口冒白沫，看样子十分得意，孟轲却再次提出疑义，他认为先生所讲，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讲，是态度不严谨的表现，它将以讹传讹，遗害后人。先生听了孟轲的批评，脸上颇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他是个有涵养的老者，尽量抑制着自己，不发作，似乎还在静听深思。直待孟轲讲完，同学们都在瞪着眼望着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和回答，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孟轲所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非臆造，而是有本之学，有案可稽。”说着返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拿来了一捆书简。这是（《尚书》，先生打开，翻至《武成》篇，递给孟轲看。

孟轲双手接过书简，浏览了二三策之后，便不再继续看下去，说道：“《书》中所记，确如恩师所言。但恩师请想，武王伐纣，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所率之残兵败将，必望风披靡，草木皆兵；而武王所统之部，则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如此一来，交战的机会尚且不多，何以会‘血流漂杵’呢?书乃人著，人谁无好恶与爱憎，必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孔夫子之《春秋》笔法，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弟子多有冒犯，万望恩师海涵!”

听了孟轲的精辟分析，独到见解，先生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也!……”

孟轲的行为虽然常常使老师难堪，但为师者多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因而他们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每当课堂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老师也许会面红耳赤，但不久心中便觉得热乎乎、甜丝丝的，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而自豪，因为他们将是国之栋梁，社稷之依赖。未亲授过孟轲的老师深感遗憾，怨自己命运不济，未能摊上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自然也有的老师在品头评足，说孟轲骄傲、狂妄，不仅目无尊长，连孔圣人也敢批评。他们虽口头上在这样喋喋不休地评论，心中却是在垂涎欲滴。

孟轲成了学宫里的宠儿，先生们的掌上明珠。先生们常与之攀谈，切磋学问，有时先生忙不过来或有事，还请他去代为辅导，甚至授课。学宫里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就免收他的学习费用。因为孟轲的学业成绩超群出众，不仅为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还为学宫获得了荣誉，学宫便每年奖励他一定的钱财，这大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学金。

一天，一位先生犯有过失，另一位先生出于同仁间的挚爱之情，坦诚地批评了他。这位犯错误的先生非但不接受，不感戴，反而出口伤人，跟人家大吵大闹起来，先生们苦苦相劝，终也无效。有人跑去喊孟轲，看他有无办法规劝调停。

孟轲来了，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先是不置可否，后则微微冷笑，似在嗤之以鼻。那位去喊孟轲的老师催问道：“孟轲，你为何总是笑而不言?”

孟轲见问，收敛了脸上的冷笑，说道：“学生心目中之老师，乃巍峨之丰碑，至高无上之圣人，犹三千弟子之仰观孔夫子。不意为师者竟有如此之鸡肠鼠肚，蝇营狗苟者，岂不让弟子心寒意冷!……”

孟轲毕竟是年岁尚轻，开言吐语难以掌握分寸，他的这几句话确也说得太重了，且用词不甚恰切。正因为如此，它像一颗炸弹一样在老师们中间爆炸，炸得一个个目瞪口呆，那两位争吵者也被镇住了，戛然止住了吵声。这真是呀，金刚钻虽小，但却能够锯瓷器；秤锤虽轻，但却能压千斤。

一不作，二不休，孟轲索性讲了下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师者如此之狭隘，相互间这般不友好，将怎样教育培养学生呢?课堂所讲与课后所为，大相径庭，岂不是在培养学生具有双重人格吗?纵观古今，大凡仁人君子，无不勇于改过。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要求弟子们‘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舜则更伟大，擅与人一同行善，能舍己之非，择人之善，乐博采众人之长而为善。舜自耕稼、制陶、捕鱼，直至为帝，无一处优点不是取他人之长。取诸人之长而为善，乃偕同他人，一道为善者也，故君子之德，莫大于偕同他人一道行善。”

因利渠畔有一姓朱的青年，与一伙人浪迹江湖，以卖假药行骗为业。其父多次教诲劝阻，该青年不仅不听，反而与之口角，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为父母者，多是望子成龙，批评教育，乃至严厉责罚，是在恨铁不成钢。儿子一旦误入歧途，则又希望其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朱老爹便是如此，他闻知孟轲是神童，小小年纪便深明仁道，颇晓礼义，且有辩才，酷似明医，凡病经他调治，必收药到病除之效，于是迫不及待地带儿子来请孟轲理喻。

孟轲心地善良，肯急人之困，以助人为乐，因而总是有求必应。他听取了朱氏父子的一场激烈争辩之后，说道：“造箭者莫非比造甲者生性更加残忍吗?倘非如此，为什么造箭者唯恐其箭不能伤人，而造甲者却唯恐其甲不能抵御兵刃而被人伤呢?巫医与木匠亦是如此，巫医唯恐自己的法术不灵，医术不高而不能治病救人，而木匠则盼瘟疫流行，战争频仍，以便棺材销路大畅，生意兴隆。由此观之，选择谋生之术，不可不慎重啊!孔子说：‘与仁共处，是美好的。安身之所任你选择，但你却择不处仁，这怎么能算是聪明智慧呢?’仁，乃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生民最安逸的住宅。如今你见利忘义，行骗害人，毁了多少身家性命，大不仁也!无人拦阻，你竟不肯行仁，是不智也。人生在世，不仁不智，只能为人仆役。身为仆役而以为耻，犹若造弓者以造弓为耻，造箭者以造箭为耻，你这江湖骗子，杀人害命，难道就不以为耻吗?倘能知耻，何不行仁施义呢?行仁者犹若射箭，射者需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放箭。射者竞技，互不相让，倘自己不能中的，不怨胜于己者，反躬自问而已矣。”

孟轲初开口时，那朱氏青年昂然挺胸，像一只斗仗的公鸡，大有理直气壮之势。渐渐的，他蔫了，垂首在胸，待孟轲的一席话讲完，他蹲于地上，双手捧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世上没有打不开的锁，不是用重锤，而用钥匙。没有万能的金钥匙，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好事，不翼而飞；坏事，不胫而走。孟轲在学宫里的表现，随着骀**的春风，迅速飞跃了邹国的山山水水，传遍了峄山南北的千家万户，至于在学宫内外，在因利渠畔，则更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既通红耀眼，又炽热灼人。

课堂上，先生提出了疑难问题，学生们心似油煎，目光集中到了孟轲身上，期待着他的回答。

下课后，同学们蜂蝶恋花似地簇拥着孟轲，大家羡慕他，景仰他，都愿做他的好朋友。

母亲们纷纷来找孟母，攀亲戚，拉近乎，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孟轲的帮助。

孟轲从街上经过，老人们在指指点点，赞不绝口。

不断有外乡人来访，弄得孟轲和母亲迎接不暇。

孟轲常被外乡学宫请去介绍经验，一次，他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说道：“羿之教人射，必拉满弓；同样的道理，学习者亦必要求自己努力拉满弓。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无规矩则难成方圆，学习者亦必循规蹈矩而行。”

有一年邹国大旱，农业歉收，到了秋天，税敛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有一姓陈的委吏到因利渠畔来征田赋，这位陈委吏颇有爱民之心，且工作极负责任。他忠于职守，从来都是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他来到因利渠畔，见民有饥色，婴儿嗷嗷待哺，妇妪出入无完裙，十分怜悯和同情，不忍心催逼百姓。可是，这是上方的差遣，自己的使命，而且来时与上司立下了军令状，不如数征齐，岂不是要打破饭碗，甚至于掉脑袋吗?百姓苦苦哀求减免赋税，陈委吏也向黎民谈出了自己的难处。孟轲在场，他挺身而前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天真纯朴之心，言不必句句守信，行不必贯彻始终，其作为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便是有德君子。”

陈委吏见黄口少年，竟有如此见地，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返回县衙，为民请命，为行仁义，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公元前369年，孟轲21岁。这一年的六月初六日，是公孙玺的七十寿辰，孟氏母子自然也要前来庆寿。这是一次空前盛宴，有应邀而来者，有高攀而来者，有感恩而来者，有庆祝而来者，他们中有贵族，有名流，有绅士，有官吏，有亲朋好友，连鲁、邹二国朝中大臣也来了不少。公孙将军以豪爽坦**闻名遐迩，所以寿宴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自由活泼的气氛，宾客们除致祝辞和开怀畅饮以外，还谈天说地，纵论天下政事。在众多高谈阔论中，孟轲的简短议论，含蓄而有分量，令达官贵人们咀嚼回味和深思。孟轲年轻幼稚，又无身份和地位，在这样的场所，本无他抛头露面的份，但公孙外公为了炫耀这位外孙的才华，硬是逼着他说上几句。尊敬不如从命，外公催促再三，他也只好冒昧开口了：“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距也，千有余载，然而，他们得志时的作为，却几乎一模一样，先圣与后圣，其路一也……”

孟轲的话音未落，忽有杯子落地的响声，与此同时，一个粗门大嗓喊了起来，一位赳赳武将挺身而起，向孟轲奔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