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琪罗传序篇
米开朗琪罗是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个中产者,——当时的佛罗伦萨,到处是一座座暗黑的宫殿。那里的塔楼如长矛一样地直戳天空,那里的山丘蜿蜒枯索,在淡蓝色的天空显出柔和的线条,一丛丛小杉树和片片银色橄榄树如波浪般地起伏摇曳。
在佛罗伦萨,一切都是那么的典雅高贵,那里有洛伦佐·德·梅迪契20那嘲讽的苍白面容,有嘴巴阔大、神态狡黠的马基雅弗利21,有波提切利的《春天》以及颜色萎黄的金发维纳斯在那里相聚在一起。
在佛罗伦萨,有一种狂热、骄傲、神经质般的性格,耽于疯狂盲信之中,受着各种宗教或社会的歇斯底里的震颤,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个个又如同暴君的,那里的生活即快乐逍遥,可是又无异于地狱。
在佛罗伦萨,公民们聪明,偏狭,热情,易怒,口若利剑,生性多疑,互相试探、嫉忌、吞噬;在佛罗伦萨容不下达·芬奇的自由思想,波提切利也只能如一个苏格兰的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秘主义中终其一生,而目光灼灼如公羊的萨伏那洛拉22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焚烧艺术作品的火堆转圈跳舞。
在佛罗伦萨,三年后那火堆死灰复燃,烧死了萨伏那洛拉这个先知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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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就是那个充满偏狭、**和狂热的佛罗伦萨城的居民。
很显然,他对他的同胞们没有丝毫温婉之情。那胸怀宽广、豪放不羁的才气让他对那些社团艺术、矫情精神、平庸写实、感伤情调、病态作品不屑一顾。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但他却又从心底里爱他们。
他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像达·芬奇的那种含着微笑的冷漠。当他远离佛罗伦萨,他就会为思乡之情所苦。他一生竭尽全力地想生活在佛罗伦萨。在战争的悲惨年月,他依旧留在那座城市,他想“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那至少是死后能回到佛罗伦萨来”。
米开朗琪罗是地道的佛罗伦萨人,他一直都对自己的血统与种族引以为豪。甚至比对自己的天才都更加引以为傲。他甚至不允许别人把他看作是个艺术家“我只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我并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
他精神上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这个等级的一切偏见。他甚至说,“从事艺术的应该是贵族,而非平民百姓。”
米开朗琪罗对于家庭抱有一种宗教的、古老的、甚至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家族牺牲一切,而且希望别人也这样做。如他所说,他将“为了家族愿卖身为奴”。为了些微小事,他都会为家庭而动情。他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瞧不起他的侄儿——对他的这个继承人嗤之以鼻。但是,他还是把他们看作家族的代表而表示尊重。他的信中不断提到他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不要让我们的血统中断……”
他具有这个顽强傈悍家族的一切迷信、一切的狂热,。他自己仿佛就是用这种狂热和迷信的泥土造就的。但是,在这泥土中却迸发出澄清一切的火焰,将这一切都净化了,这就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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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看米开朗琪罗吧,那些不信天才、不知天才是何物的人。古往今来,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上天赋予的才华所困扰。这才气似乎与他本人的气质截然不同:就像一个征服者一样侵占了他,将他牢牢抓住。他的意志对此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连他的精神与心灵也对之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疯狂的爆发,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可怕生命力,他的身心过于疲弱,无法控制。
米开朗琪罗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亢奋中生活。他浑身充满着过度力量所造成的痛苦,这痛苦迫使他行动,不断地行动,一刻也不能休息。
“我为了工作而精疲力竭,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地干活儿,”他写道,“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什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干活儿需要不仅使他的业务越积越多,也使他接受了许多难以兑现的订单,他简直成了工作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仿佛要去雕刻整座山峦。他对雕刻的每一个步骤都精益求精。倘若他要建造一座纪念碑,他就会花大量时间去石料场选料,还要修条路来搬运;他什么都想做:工程师、凿石工;建造宫邸、教堂,他想事必躬亲。这简直是一种苦役生活。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在他的信札内,随处看得到这样的语句:
“我几乎都顾不上吃饭……我没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把自己身体给累垮了,我连生活必需的都没有……我一文不名,甚至衣不蔽体。我贫困交加忍受着痛苦煎熬……我在同苦难拼命战斗……”
这苦难其实纯属臆造。米开朗琪罗其实很富有,有很多钱。他死后,人家在他罗马寓所发现他的藏金有七千至八千金币,约合今日四十或五十万法郎。但是这种富有对他又有什么用?他像一个穷人一样生活,像一头拉磨的驴,被自己的活计拴牢了。谁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自讨苦吃。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别让自己这么受苦,没有人能懂他的苦对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需要。就连同他脾气极似的父亲也来信责怪他说:
“我听你弟弟说,你非常节省,甚至节俭得非常悲惨:节俭是好的,但悲惨却是是使上帝和人都不高兴的一种恶习,它会损害你的身心健康。你还年轻还过得去,但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候,这悲惨的坏生活所产生的疾病与残废,全都会显现。不要过得那么惨兮兮的,生活要有所节制,千万别缺乏营养,不要太劳累……”
但是什么规劝都无济于事。他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只吃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来维持生命。他睡觉时间每天都只有几小时。当他在波伦亚忙于雕刻尤里乌斯二世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挤在一张**休息。他睡觉时总是和衣而眠,连靴子也不脱。有一次,他的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在把靴子脱下来时,他的腿皮也被扯了下来。
如此可怕的卫生习惯,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米开朗琪罗老是不断地生病。人们从他的信件中竟发现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有几次发烧差点儿送命。他常常感到神经痛,特别是睡觉的时候;他的全身都是病,牙齿、眼睛,乃至心脏和头部。睡觉对他来说真是苦不堪言。他已经未老先衰。四十二岁时,他就感到自己已经衰老垂暮了。四十八岁时,他写道,如果干一天活儿他就得歇上个四五天。但是他顽固的拒绝就医。
与这种肉体所受到的痛苦相比,这种疯狂工作对他的精神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家族遗传的悲观情绪侵蚀着他。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安慰他的父亲,他父亲似乎时不时地被突发受害妄想症所折磨。米开朗琪罗自己比他父亲的病情更严重。这种不间断的劳动,这种高度疲劳使他从来得不到有效休息,使他那生性多疑的精神毫无防范地陷人种种迷惘狂乱之中。他怀疑他的仇敌,猜疑他的朋友、家族、兄弟和继子,他怀疑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他早点儿死。
这一切都令他忐忑不安,家人对他整天心神不宁感到好笑。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生活“在一种忧伤甚至癫狂状态之中”。久而久之,他竟把痛苦当作了一种嗜好,从中觅得了一种悲苦的乐趣:
“越苦痛,越欢喜。”(《诗集》152)
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痛苦的来源,包括爱,包括善。
“我的快乐,就在我的忧伤之中。”
他所看到的只有痛苦,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感到的也只是痛苦。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世界上的一切悲观情绪全都概括到这句绝望和极度不平的呐喊之中:
“万千欢乐,也抵不过轻微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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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无处发泄的精力,”龚迪维说,“使他几乎同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