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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第1页）

唐朝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太宗即位时。取年号为贞观。在整个贞观年间，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利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通过租庸调法，均平了赋役；注意增殖人口，赈灾备荒；兴修水利，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和当时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使广大农民群众有一个生产的和平环境，于是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贞观政要》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种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卓越的政治才能是分不开的。他亲眼目睹了强盛的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顷刻而覆，而且“惕焉震惧”，常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训警示自己，大臣也不断用这些话进谏。君臣同舟共济，励精图治，使得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从贞观年间起步的这股经济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百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后，厉行均田制度，改革吏治，使一度中断的清明政治得以继续，从而促使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因为这种情形主要持续在玄宗前期的开元年间，因此被称为“开元盛世”。

文成公主入藏

7世纪上半叶，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在赞普（国王）松赞干布的统治下，国力强盛。松赞干布渴慕唐风，希望能和大唐和亲，三次遣使人唐进贡请婚。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感其诚意，让宗师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次年初，文成公主在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在吐蕃边境柏海（今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人藏，为示友好，松赞干布特按唐朝礼仪举行了迎亲仪式，与李道宗相见时执子婿之礼，以示敬意。

文成公主人藏带去了大量技工、书籍、种子等，把先进的唐文化传人吐蕃，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汉藏关系的友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隋朝兴起和发展，到了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与完善，考试科目有常科、制科之分。每年举行的科举叫常科，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称制科。

常科的考生有两种人。一种是生徒。生徒出自于从中央的国子监弘文馆到地方州县学的学生。另一种叫乡贡，这些人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可参加常科考试。常科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十多种，其中最为重要是明经、进士两科。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终不为美”的感叹。但这时的进士和后来经殿试而成的进士并不相同，程度也不同。唐睿宗载初元年（689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这是殿试的最初记载。但这时的殿试只是偶或为之，并未形成制度。

常科考试后，考中的人称“进士及第”，时人称之为“登龙门”。这时为了庆祝考试圆满，会举行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也会来“登紫云楼垂帘观看”，非常热闹。

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参加的人可以是在职官员、常科第的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和常科出身的人相比，制科出身的人“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被称之为“杂色”。“糊名制”最早出现在制科考试中。常科、制科之外还有武举，但一般不受重视。

均田制

武德七年（624年），为了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唐朝大规模实施均田制。

均田制度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建立的土地制度，隋朝沿袭下来。隋末唐初，由于连年征战，造成大量土地荒地，全国不足300万户，促使唐政府实行均田制度。均田制规定，丁男及中男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传子孙；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官。老男、残疾者授田40亩；寡妻妾授田30亩，若为户主者再增20亩永业田。凡道士、和尚给田30亩，冠、尼20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有封爵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吏可授永业田500-1000亩。因战功受勋者，按勋级授田600-3000亩。各级官吏有职分田2顷至12顷，以为薪俸。各级官府有公廨田1顷至26顷，以为办公费。授田有宽、狭乡之别，狭乡口分田额减宽乡之半。唐均田令与前代相比，取消了奴婢、普通妇女授田，农户授田额有所降低：受田对象广泛；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不是那么严格了。均田制的实施取得了开垦荒地、增加户口，稳定兵源等效果，使唐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垂帘听政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亲临金銮殿处理政务大事。当皇帝不能上朝亲政时，就由皇后或太后临朝听政。皇后在大殿皇帝御座后面，用帘子遮挡的方式听政，是从武则天开始的。《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时帝（唐高宗）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后（武则天），……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与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节度使

唐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十分频繁，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西突厥被打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如此一来，防御线大大拉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经很不方便了，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就有了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缘边陆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安史之乱中，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一些强藩，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成为割据势力，如河北、山东等镇。其他节度使也与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中央政府不仅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能力，还往往受其挟制。各藩镇不断发生战争，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除外）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初，节度使成为荣誉之职。

遣唐使

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东瀛日本正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阶段，新兴的日本封建主希望从中国吸取一套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于是有计划地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中国访问、学习。

607年，隋炀帝在位时。日本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臣，携国书来中国。次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日本使臣返国，并对日本进行回访，受到日本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到了唐朝，中日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从公元630年开始的200多年中，日本为了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仪，先后派出多批使者来到中国。随同使臣一起来中国的，有官员、留学生和留学僧，人数多时达五六百人。由于他们都是由日本政府派遣的使者，所以就被称为“遣唐使”。这些人在中国学习了各种技艺，回国以后便积极传播唐朝的制度和文化。中国的典章制度、工农业生产技术、历法、哲学、历史学、文学、数学、医药学、建筑学、美术、工艺等，都被介绍到日本。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日本派来的遣唐使前后有13批，人数达数千人之多，这对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安史之乱

唐玄宗执政后期，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长达8年之久的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混血胡人，狡诈多智，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权力集中，兵力雄厚。他早就觊觎唐朝的统治权，在经过10年准备之后，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公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当时，守边部队大大超过中央禁军，因此安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陷洛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随后向长安进军。唐玄宗手足无措，仓皇逃往四川。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享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次年，安军内部火拼，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刺死其父，自己当了皇帝。郭子仪趁此机会，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发动反攻，大败叛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逃往相州，安军主要将领史思明投降。此后，叛军势力日渐衰落。代宗即位后，宝应三年（763年）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在广阳附近被逼自杀，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周势衰落，朝廷无力收回叛军的兵权，只得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分别为成德、幽州、魏博节度使，这就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第一批藩镇势力——“河北三镇”。他们倚仗自己手中的兵权，独立掌握地区的赋税、户口，不报中央，也不听从朝廷的任免调遣。或父子兄弟相传，或军将自行代立，中央只能事后承认。藩镇成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继“河北三镇”之后，内地也相继出现了藩镇割据，他们或兴兵作乱，对抗中央；或时叛时服，割据地方，藩镇之间和藩镇内部也不断爆发争权夺地的战争。

元和中兴

从贞元二年（786年）淮西之乱结束，到宪宗即位（公元805年），唐中央政权与藩镇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一段时间里，地方割据势力虽然仍然继续发展。但中央却始终控制着富庶的江淮地区，起着主要输血管作用的大运河，虽然曾几度因为汴州发生变乱而短期受到阻隔。但基本上保持了通航，因而中央政权蓄积了一定的经济力量。

宪宗即位后，大力整顿财政，把税收分成三部分：一份上缴中央，一份归各道节度使或观察使，一份留给本州。这样，既保证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也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当时由有名的理财家李巽、程异等掌管财政。唐代管理漕运和盐政卓有成效的，除刘晏外，就要推李巽了。在刘晏时期，每年经由运河转到河阴的漕米经常保持50万斛。到李巽手里，也达到这个数字。在刘晏时期，江淮盐利收入的最高数字是600多万贯。占当时财政收入的一半；到李巽手里，第一年的收入就达这个数字，第二年增加到三倍。程异在江淮地区整顿财政，革除积弊，也有很好的成绩，做到既不直接加重人民负担又能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