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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君临一切（第2页）

使法王稍稍松了口气的是，英国政府并无意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与伊莎贝拉的婚事，尽管女王夫妇始初也对这件婚事曾怀有某些期望，但理智的斯托克玛告诉他们，那样他们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英方给法王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明智地安排蒙邦塞，即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娶斐娜达公主。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磋商，英法双方达成了协议：英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为西班牙女王夫婿的候选人，而同时，路易·菲力浦则郑重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要娶斐娜达公主。

事情本来是很好地解决了，外交大臣阿伯顿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帕麦斯顿接任了阿伯顿的职位。这位**不羁全凭感觉的家伙却又把事情弄得稀槽。在一道送交驻马德里英国公使的公文中，他于一份伊莎贝拉女王婚姻的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中重新提到了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与此同时，他还乘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与无能。而这份本来缺乏审慎的公文竟然落到了法国首相居素手里，路易·菲力浦本来感到在伊莎贝拉婚事上自己的如意算盘被英王粉碎，窝了一肚子的火，而现在英国居然重提利奥波德，这岂不是撕毁了他们之间的协议吗？法王按捺不住，他觉得正好抓住这一事件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给西班牙王太后去了一份公文，宣称英国正在科堡的婚姻问题上捣鬼，并提醒她注意帕麦斯顿对西班牙政府的仇恨。他说，现在英国已公开与西班牙和法国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摆脱困境，而目前来讲对英国最大的打击就是伊莎贝拉与卡蒂斯公爵，斐娜达与蒙邦塞公爵结婚。

又惊又气的皇太后轻信了路易·菲力浦的话。没过多久，两场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了。

这的确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寻找机会予以报复。当时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工人、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革命风起云涌，路易·菲力浦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曾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充当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现在，女王则下令撤销对法王的援助。这一来，18个月后，1848年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7月王朝破灭，他本人及其一家作为落魄流亡者逃往英国，拜倒在维多利亚的脚下。

而这一切也正是帕麦斯顿所极乐意看到的，帕麦斯顿在思想上是一个极其矛盾而且是乐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国政治家坎宁的忠实信徒，而坎宁的思想核心就是寻求均势，在一种矛盾中寻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来帕麦斯顿似乎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他靠不断地挑起争端来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断地从事着这种冒险的游戏。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公仆，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发现格林公园的草地上竖起了铁栏杆，他立即写信给负责的大臣，用最严厉的词句下令拆除障碍，他说，这些铁栏杆是不可容忍的障碍，因为草地的作用本来就是让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园也是为了他们的愉悦而存在，为什么我们总是忘了这根本的东西呢？他内心里极同情当时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变，一顶顶皇冠纷纷落地，这些都令他十分快乐，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又是一个保守派，是英国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激进派的特征。

帕麦斯顿的这种自相矛盾无法被阿尔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来，帕麦斯顿是个疯子，东一拳西一脚，闭着眼睛瞎撞，没有一些章法和主见，帕麦斯顿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无政府主义和平民暴动来取代专制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英国当时的宪章运动正在不断高涨，它将危及英国的已有宪法及君主政体，帕麦斯顿的行径只能加速这种危机的到来。

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帕麦斯顿感到极其地不自在，他发觉他过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种自由不羁现在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扰，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虽然把更多的火气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悦，她的不时地扫向自己的锐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觉得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的支持与操纵是不至如此的。

帕麦斯顿决心用他的英国人的固执与任性去冲击那个德国人阿尔伯特的理智之墙，阿尔伯特如果执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将他挥到一边去。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着这一法宝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干脆就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或者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写公文还是照老样子发往国外。而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什么不晓得会有这种事呀，一定要给那帮办事的家伙一顿训斥呀，什么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视，下不违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样，如此不断地重复。

帕麦斯顿的公文有时激怒了国外的一些君主们，他们纷纷来信谴责女王，因为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义发出去的。以女王名义的公文却是女王所不赞成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的，这岂不是对女皇的愚弄？

帕麦斯顿还有一个绝妙的解释：每年往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其延误将是极严重的。另外，既费时又劳神地去把文件交给阿尔伯特做那过于琐细的审查，对一位日理万机的大臣来说也太过分了一些。

面对漠视与愚弄，阿尔伯特和女王不断地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必须采取行动制约帕麦斯顿，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职务。

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把解释、抨击、辩论、宣讲，平铺直叙和滔滔雄辩以完美的演讲艺术体现出来，而这时，他的对手——罗伯特·比尔爵士已坠马身殒，没有谁能在讲坛上击败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稳如泰山。

帕麦斯顿依然我行我素，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当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地的归属问题上，普鲁士和丹麦发生了冲突，女王夫妇同情普鲁士，而帕麦斯顿却支持丹麦，并于1850年瞒着女王签署了列强确保丹麦领土完整的条约。女王再也无法容忍，决心搬掉这块顽石。她通过内阁首相转给帕麦斯顿一封亲笔信，措词相当严厉：

朕以为有理由为了预防将来的任何误会，将朕对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简略的说明。朕要求：

（1）他将清楚地陈述他在一个既定事件中的企图，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经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发生这种行为，朕将以为是对君上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朕的宪法权力，罢免这位大臣。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专制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三、克里米亚枪声一响，女王夫妇再一次深得民心。帕麦斯顿的垮台，标志着阿尔伯特在维护王权专制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阿尔伯特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后曾与阿尔伯特站在一边的首相约翰迫于议院的压力被迫辞职。由辉格党人和比尔的追随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顿勋爵，而帕麦斯顿再一次进了内阁。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从帕麦斯顿事件中人们感到社会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这个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职责在实际上却由一个在宪法上无明文规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对于君主有着模糊而又无限的影响，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也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融自己个人的存在于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弥补其作为一个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职责时难免会出现的各种缺陷，时刻密切地关注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使她得以在面临各种纷繁而艰巨的问题或职责时能随时给她以忠告和支持。这些问题或职责有时是国际事务方面的，有时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社交方面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作为当然的一家之长，她的家务总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员通信交结中的惟一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师，女王的私人秘书以及她的终身大臣，他有这个义务。“这是相当危险的”，国民却总是这样认为。于是所有的怨恨一齐发泄在这个异国青年甚至还包括那个受异国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当时正处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帕麦斯顿极力主张向俄宣战而阿尔伯特罢免了他，因此到处都在扬言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俄国的哈巴狗，他将英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英国的敌人的方向。所有的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报刊，公众集会上的反复张扬，私人谈话中的细致渲染，使一切变得更加极端而离奇。甚至在伦敦街头叫卖的半便士一张的小报上也刊登有这样的打油诗：

土耳其战争将打响，晦气已经撞上了，那个陛下的老公小阿尔，成了俄国佬。老阿伯顿露了面，愁眉苦脸黄又瘦，还有约翰老牛挺大肚，填满肮脏的俄国油。上星期一夜里猛地一惊，阿尔从**滚下地。德国小子满口呓语中了邪，你听他怎样抱怨又抽泣！他抹泪告诉维：“我要逃，一直逃到圣彼得堡。”据说维翻身下床，用睡帽将他抽了个饱。

到了1854年1月，风传阿尔伯特因犯了叛国罪被逮捕，还说要将他押解至国家监狱伦敦塔，甚至还有人说女王本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后来，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伦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这对国家元凶走入监狱。

真是无稽之至，但它却说明一个事实，皇家夫妇已不得民心。

但1855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女王夫妇重树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间由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一场狗咬狗的战争。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插足巴尔干半岛，于是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近中东。虽然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罢免了一直力主参战的帕麦斯顿。阿尔伯特也因此遭到民众之谴责。但阿尔伯特本人在对待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态度与帕麦斯顿却是一致的。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1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了英法极大的不满，1854年3月，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布对俄作战。对俄宣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误解了阿尔伯特，人们对阿尔伯特的爱国之心深表敬佩。更为称心的是，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在第二年即罢免了在战争中表现不力的阿伯顿勋爵而重新启用帕麦斯顿勋爵，帕麦斯顿替代了阿伯顿做了英国的首相。

一切又朝着向女王夫妇有利的方向发展。克里米亚战争给克里米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的却是种种新的令人高兴的体验，她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场合露脸，一展作为帝王之尊严。去教堂祈祷战争的胜利，接见各国因战争问题而频繁派来的特使，在各种有关战争的公文中签名，自我体味一番作为英国代表之自豪的滋味，特别是给战争中的“英雄们”颁奖更令她激动不已。她将自己的热情、赞美、怜悯与爱倾注在那些“亲爱的战士”身上，她写信给比利时国王说，这是些“多么高尚的人啊！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心为他们而跳动，犹如是我的至爱亲朋。他们是那样感动，那样兴奋，我听到很多人哭了——他们竟不愿听从交出勋章以便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到上面的指示，为的是害怕将得不到由我放进他们手中的那同一枚勋章，这情景真令人感动。还有几个人来时带着重伤。”维多利亚被战士们对她的狂热的崇拜所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