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环顾了一圈,像是在检查自己的讲话有没有被所有人都听见。
刘海中站在易中海旁边,跟著点头,等易中海说完才补了一句:“欠条別忘了,每月两块三毛三,少一分都不行!”
所有人都笑了。只有刘光天没笑。
他站在西厢房门口,听著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恭喜的、试探的、敲打的、占便宜的,像在听一台调错了频率的收音机,嗡嗡响,但没有一条信息是他真正需要的。
他只对一个人说了谢谢。
二大妈给他那五块钱的时候,他握了握她粗糙的手,说:“妈,我记著。”
其余的人,他笑著点头,客气回应,但心里一片澄明。
这些人,这些声音,这些表情,都是1961年四合院生態的一部分。他观察,他记录,但他不参与。
晚上,院子里彻底安静下来。刘光天坐在窗边,借著煤油灯的光,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1961年3月15日,考上红星卫校,全区第三名。下一步:入学,建立人脉,启动青霉素项目。
字很小,笔跡很稳。
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铁皮盒子,塞进枕头底下。
窗外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老槐树上,枝丫的影子落在青砖地上,像一幅淡墨画。
刘光福已经在炕上睡著了,被子捲成一个团,嘴里含含糊糊嘟囔著梦话,大概是今天喊太多“我哥要当大夫了”,梦里还在喊。
刘光天替他掖了掖被角,然后和衣躺下,闭上眼睛。
后脑勺那道伤疤已经不再疼了。
但那种压迫感还在,那是一种提醒。
提醒他时间在走,这具身体只有十三岁,而他脑子里装著一个外科医生二十年的全部积累。
他需要让这两样东西儘快匹配起来。
三天后,三月十八日,报到。
红星卫生学校在城西,一栋灰色的三层砖楼,操场不大,种著两排刚栽不久的白杨树。
刘光天背著铺盖捲走进校门的时候,正赶上晚饭铃响。食堂里飘出熬白菜的味道。
他在新生报到处签了名,领了宿舍钥匙和学生证。
学生证是一张硬纸卡片,上面贴著他的一寸照片,照片里他的脸比现在胖一些,大概是两年前照的。
他把学生证翻过来,背面印著八个字: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
他盯著那九个字看了片刻,然后把学生证揣进上衣口袋里,拎著铺盖往宿舍楼走。
楼道里光线昏暗,墙上贴著褪色的卫生宣传画,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
这味道他太熟悉了,在前世,这是他每天上班时跨进医院大门闻到的第一种味道。
现在,它又回来了。
找到自己的宿舍,推开那扇木门,屋里有六张铁架床,靠窗那张已经被人占了。
他把铺盖放在靠门的下铺,坐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喊:“新生!到食堂打饭!”
刘光天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推开门走了出去。